由安徽、浙江兩省歷經7年合作探索形成的“新安江模式”，被看做生態補償的一個成功典范。但目前，因為協調機制不夠有效，也出現一些問題——

“在補償的考核指標、補償標準、監測方式等方面難達成一致。”

“補償什么，如何補償，補償多少的問題，尚未形成共識……”

在12月5日全國政協召開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安徽省政協主席張昌爾圍繞“建立生態補償機制中存在的問題和建議”議題談到的難點問題，是此前安徽、浙江兩省在新安江流域生態補償試點第三輪磋商中曾經遭遇過的，也是目前生態補償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共性問題。

從“新安江模式”可以看出，目前生態補償還是以政府主導為主，資金來源也以財政資金為主。

生態環境具有公共資源性，因此生態保護的責任主體只能是政府，但這并不代表政府是唯一的補償主體。根據“誰受益誰補償”的生態補償原則，補償主體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企業或社會組織。那么建立生態補償機制，也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政府，一條是市場化。

目前，市場化生態補償方式處于起步階段，市場化補償資金所占比例低的事實，導致走上市場化這條路，阻礙重重。到會的發改委副主任羅文在介紹相關情況時，也提到了這一現狀。

原因何在？

恰如張道宏常委所說：“市場交易主體的范圍、責任、權益、義務難以確定，就會導致生態保護修復的責權利不能真正落實。”

顯然，明確產權關系，是市場能夠自行解決的一個必要前提。

認識到這一狀況，2018年12月，國家發改委等9部門聯合印發了《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生態保護補償機制行動計劃》，將“合理界定和配置生態環境權利”確定為其中一項重要任務，由相關部門牽頭負責明確。

市場是交易的場所，合理量化生態服務的價值，是開展市場化多元化補償的關鍵。但由于生態價值的難以量化，影響了其進程。

同時，要想真正走上市場化多元化道路，也對監管和評價提出了科學化的要求。

目前，我國對企業的監管基本是濃度監測，要想實現排污權交易，監管需要對排放量進行監測。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排污者之間的交易才能夠在二級市場進行，達到以較低成本減少污染物的效果。

此外，“我國生態補償由不同部門分別對單項或獨立的生態要素進行補償，管理的分散導致難以實施有效監督和績效評價，也影響了市場化多元化補償機制的合力形成。”張道宏常委說。

找到問題，只是踏上了第一個臺階，再往上，只有通過《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生態保護補償機制行動計劃》還有《生態綜合補償試點方案》等等一個個制度的“臺階”，才有“體力”和“經驗”走到立法那一樓層，而法治，就是市場化運行的最好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