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為潘岳同志為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一書的序言。

注釋：

［1］參見：福山著，毛俊杰譯，《政治秩序的起源》，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福山著，毛俊杰譯，《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2］參見：H．L．Lee．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2020， 99（4）： 52－64．

［3］參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代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第4－35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第8－25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岳麓書社，2007年，第179－217頁。

［4］參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5］參見：《里耶秦簡·吏物故名籍》，簡8－809；簡8－1610；簡8－938＋8－1144。

［6］參見：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Blackwell， Oxford， 1964，284－602．

［7］參見：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309頁。

［8］參見：芬利著，晏紹祥、黃洋譯，《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VII頁。

［9］馬基雅維利認為，是“平民和羅馬元老院之間的不和，促成了共和國的自由與強大”。參見：馬基雅維利著，馮克利譯，《論李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頁。

［10］參見：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11］參見：特奧多爾·蒙森著，李稼年譯，《羅馬史》（第四卷）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287頁。

［12］參見：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13］參見：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頁。

［14］參見：H．F 喬洛維茨、巴里·尼古拉斯著，薛軍譯，《羅馬法研究歷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4頁。

［15］參見：馬基雅維利著，馮克利譯，《論李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頁。

［16］參見：芬利著，晏紹祥、黃洋譯，《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83頁。

［17］參見：馬基雅維利著，馮克利譯，《論李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頁。

［18］參見：芬利著，晏紹祥、黃洋譯，《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40頁。

［19］參見：西塞羅著，王煥生譯，《論共和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頁。

［20］參見：普羅塔克著，席代岳譯，《希臘羅馬名人傳》（下），吉林出版集團，2009年版，第1581頁。

［21］參見：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 The Reign of Augustus ，Penguin，1987．

［22］參見：伊麗莎白·羅森著，王乃新等譯，《西塞羅傳》，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262頁。

［23］參見：羅納德·塞姆著，呂厚量譯，《羅馬革命》，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12頁。

［24］參見：羅納德·塞姆著，呂厚量譯，《羅馬革命》，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57頁。

［25］參見：羅納德·塞姆著，呂厚量譯，《羅馬革命》，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9頁。

［26］參見：塔西佗著，王以鑄、崔妙因譯，《編年史》，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頁。

［27］愷撒在705年即前49年自西班牙歸之后首次受任此職。參見：特奧多爾·蒙森著，李稼年譯，《羅馬史》（第四卷），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447頁。

［28］公元前43年，安東尼、屋大維和雷必達在波倫尼亞附近會晤，達成協議，史稱后三頭政治同盟。是年11月，公民大會通過了一項法律，授權同盟頒布法令和任命高級官員，統治國家5年。

［29］“就是這個屋大維——他更為人所知的是在公元前27年接受‘奧古斯都’的稱號——通常被說成是第一位羅馬皇帝”。參見：H．F 喬洛維茨、巴里·尼古拉斯著，薛軍譯，《羅馬法研究歷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4頁。

［30］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平準書》，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344頁。

［31］參見：蒙文通著，《蒙文通文集·古學甄微》，巴蜀書社，1987年版，第284頁。

［32］“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參見：賈誼著，《賈誼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1頁；“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參見：晁錯集注釋組，《晁錯集注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頁。

［33］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平準書》，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352頁。

［34］西漢初年，中央直接統治的地區不過15個郡，僅占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而諸侯大的如齊、楚、吳等，每人都有五六個郡，幾十個城。漢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漢武帝時，也有淮南王、衡山王之亂。

［35］參見：凌曙注，《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3頁。

［36］“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慈，義矣夫”。參見：凌曙注，《春秋繁露·精靈》，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98頁。

［37］參見：凌曙注，《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4頁。

［38］參見：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18頁。

［39］“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而誹之。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參見：凌曙注，《春秋繁露·仁義法》，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13頁。

［40］參見：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13頁。

［41］“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圣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參見：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17頁。

［42］“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置不平，茍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參見：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623－624頁。

［43］“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虜，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勝紀。”參見：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98－1999頁。

［44］參見：黃展岳，《關于兩廣出土北方動物紋牌飾問題》，考古與文物，1996年第2期。

［45］參見：鄭君雷，《百越融入中華一體的考古人類學考察》，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2期，2018年3月。

［46］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汲鄭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100頁。

［47］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492頁。

［48］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62頁。

［49］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437頁。

［50］Edward R． Cook提出了一種關于氣候機制的假說，4世紀中亞旱災的發生與匈人（the Huns）第一次向西遷入羅馬帝國幾乎同時發生。參見：Nicola Di Cosmo， Neil Pederson， Edward R． Cook： “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Steppe Nomads：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Uyghur Empire （744–840） with Paleoclimate Dat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XLVIII： 4 （Spring， 2018）．

［51］“上怒，欲斬長安令……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余人”。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汲鄭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113頁。

［52］“臣愚一位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汲鄭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113頁。

［53］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22－7623頁。

［54］“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赍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20－7621頁。

［55］“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俸，饑民以賑”。參見：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7頁。

［56］“有者半賈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參見：晁錯集注釋組注，《晁錯集注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頁。

［57］秦漢的土地制度中，同時存在國家擁有的“公地”和個人擁有的“私地”。國家公地用于重新分配和租借，雖然不能解決根本矛盾，但能夠緩和土地兼并。北魏和隋唐之盛世，正是與授田制相始終；但每當國家失去公田這一調節手段的時候，也就進入了王朝衰敗的周期。

［58］“車馬衣服之用，妻子仆養之費，量入為出，儉節以居之；俸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參見：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19－220頁。

［59］參見：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595頁。

［60］參見：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61］參見：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28頁。

［62］參見：芬納著，馬百亮、王震譯，《統治史》（卷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頁。

［63］參見：佩里·安德森著，郭方譯，《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頁。

［64］參見：佛雷德里克·庫珀著，柴彬譯，《世界帝國史》，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32頁。

［65］“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參見：黃暉撰，《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123頁。

［66］“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參見：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48－249頁。

［67］參見：Cassius Dio， lxxiv， 17．5； Historia Augusta， DidiusJulianus， 8．8．

［68］參見：孟德斯鳩著，婉玲譯，《羅馬盛衰原因論》，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48－49頁。

［69］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頁。

［70］參見：特奧多爾·蒙森著，李稼年譯，《羅馬史》，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84頁。

［71］參見：奧古斯丁著，周士良譯，《懺悔錄》，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40頁。

［72］參見：奧古斯丁著，周士良譯，《懺悔錄》，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41頁。

［73］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頁。

［74］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頁。

［75］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頁。

［76］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頁。

［77］“韃靼人摧毀了希臘帝國，在被征服國家中推行奴役。哥特人征服了羅馬帝國，到處建立君主政體，確立自由。”參見：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24－325頁。

［78］參見：梁啟超著，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5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