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羅馬帝國最后150年的主旋律，是基督教。

羅馬帝國晚期，由于本土多神教沒有嚴肅的道德規范，羅馬社會的享樂之風毫無節制。婚姻家庭制度瓦解，國家居然要靠立法來對獨身施以重罰，要靠公務員升職來對婚內生子予以獎勵。多神教從宗教變成了娛樂[45]。富人花錢祭神，民眾參會取樂，有事求神，無事享受。

原始基督教源于中東巴勒斯坦，是“漁夫和農人”的樸素宗教。當羅馬國家對底層貧民、孤兒寡母、殘疾病人不聞不問時，只有基督徒們竭盡全力去養老存孤，去訪貧問苦，去照料瘟疫死者。再往后，不光是平民，有點理想追求的精英都開始信基督。許多貴族與富豪不惜辭官去職、散盡家財去追隨教會、救濟苦難[46]。

多神教以宗教寬松為傲，萬神殿里供奉著一萬個神靈，但不同神靈的祭司各自為政，多元缺一體；基督教卻紀律嚴明，在邊遠城市和蠻族地區建立了基層組織，在軍隊與宮廷中也發展了大批信徒。他們是上帝之國的兄弟，不是塵世之國的公民。他們拒絕服兵役，拒絕任公職，在羅馬的軀體內形成一個日益壯大的“隱形國家”。

奧古斯丁為什么稱羅馬國家為“匪幫”？考慮到羅馬帝國如同“控股公司”的組織形式，考慮到長達200年亂軍分肥的中央政權，考慮到上層精英對于底層人民的拋棄，奧古斯丁用“匪幫”形容晚期羅馬可能有一定原因。

但按照中國人的觀念來看，羅馬再不好，也是母國。恨其腐敗，難道不應該先去改革制度重塑精神，使之再次成為一個公義的國家？外族入侵時，難道不應該先投筆從戎捍衛家國，等天下太平后，再去追求宇宙真理？怎么能在尚未盡到改造國家責任之前，就全然拋棄打倒。說到底，基督教雖被羅馬奉為國教，但從未與羅馬血脈相連。

這是漢朝與羅馬又一不同之處。一方面，儒家政治的道德倫理嚴格于羅馬多神教，“鰥寡孤獨皆有所養”是從政者的天然責任；另一方面，法家的基層治理遠勝于“控股公司”，不管是精英還是人民，從不認為“國家是非正義的匪幫”。這不是靠說教能達到的，只有在現實中見過“好的國家”，人民才會擁有長久記憶。

一神教在中國很難像在羅馬那樣發展。因為儒家敬鬼神而遠之，以人文理性立國，中華文明是罕見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來宗教進入中國后，都必須褪去非此即彼的狂熱，在國家的秩序之下和諧共處。與基督教傳入羅馬的同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但中國對佛教不像羅馬對基督教那樣輕率，要么屠殺鎮壓，要么全盤接受，而是產生了中國化“禪宗”。

儒家知識精英很難認同宗教大于國家。因為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可以脫離人間而存在，中國的天道卻要在人間實現才算數。國家有難時，“遁世”才是“非義”，“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因為儒家意識和國家已融為一體。儒家的“教會”就是國家本身。在儒家精神浸潤下，中國化宗教都對“國家價值”有著深刻認同。道教一直有著致天下太平之藍圖，佛教也認為當政者治理好國家的功德絕不亞于當一個高僧。

國家觀念外還有哲學觀念。基督教之前的希臘哲學既注重個體也注重整體。但經中世紀一千年的神權壓制，導致宗教改革后的“個體意識”反彈到另一個極端，此后的西方哲學執著于“個體意識”和“反抗整體”。中華文明從不曾以宗教立國，沒有神權壓迫，也沒有對個體的執念，所以中國哲學更關注整體。

自基督教與羅馬國家分離之后，殘存的羅馬知識分子，不再背誦維吉爾和西塞羅，劍術和《圣經》變成了進身資本，主教職位更能獲取地位權勢。羅馬的地方貴族，也不追求“光復羅馬”，而是就地轉化為新的封建地主。羅馬文化只有很少一部分得以繼承。羅馬之后再無羅馬。

中國東漢末年大亂不下于羅馬。上層宦官外戚奸臣黨爭輪番權斗，基層百萬黃巾軍大起義。此時，在朝堂上，總站著一批楊震、陳蕃、李膺、李固、范滂這類的忠臣士子，不顧身家安危，最后死無葬身之地。在草野之中，總生出一批桃園結義劉關張之類的販夫走卒，主動為國家興亡盡匹夫之責。這是中國士民的主流。歷史上出現的諸多昏君亂臣，從未阻斷過這一主流。這一主流，雖沒能改變兩漢滅亡的結果，卻始終高懸出一個價值觀。任何逐鹿天下之人，都必須遵守這一價值觀。士民信仰倒逼著英雄選擇。

有人說，中國哲學中沒能產生西方獨立自由，是重大缺陷。實際上，現代西方政治中把“國家當成惡”的“消極自由”精神，不是來源于啟蒙運動，而是來源于基督教中“上帝之城”與“人間之城”的分離。“羅馬國家”被視為惡。到最后，天主教會也被視為“惡”而被宗教改革攻擊。除了上帝之外，在“眾生皆罪人”的塵世間，沒有任何由“人”組成的機構有資格領導其他人。從洛克的保護私有產權的“有限政府”，到盧梭的基于公共意志的“社會契約政府”，再到亞當·斯密只能做“守夜人”的政府，都是為了防范“國家之惡”。

而中華文明是相信“國家之善”的。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惡，只要見賢思齊，化性起偽，總能夠通過自我改造，建設成一個更好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