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多元文明之間應該平等對話、交流互鑒，已經是今天這個時代的共識。然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馬克斯·韋伯以降的西方社會科學界的主流，長期以所謂理性主義的視角去看待世界歷史的發展。韋伯的美國傳人帕森斯徑直將“兩希”（希臘與希伯來）視為世界文明演化的“苗床社會”，形形色色的現代化理論由此而濫觴。沃格林在其多卷本巨著《秩序與歷史》中雖然對“軸心時代”的中國與印度文化給予很高的評價，但仍不認為它們在精神深度上堪與同時代的“兩希”思想突破相比擬——他試圖超越黑格爾-韋伯的理性主義的主流，卻依然無法跳出西方文化中心的大傳統。意識形態的偏見、根深蒂固的文化認同，均是阻礙真正的文明對話的無形力量。正因如此，識者有謂：文明對話不是一種說服的技巧，而是一種需要精心栽培的藝術。 在我看來，探索現代文明的古典精神基因，為當代文明對話建構古典維度，正是這樣一種溯源固本的藝術。潘岳的《戰國與希臘》一文，正是這種探索的結晶。

古典文明與文化比較是一個浩如煙海的學術領域，《戰國與希臘》一文（原文見《文化縱橫》6月號）深諳此點，所以在兩萬字的篇幅之內，聚焦中西文明特別是政體形塑的關鍵時期——中國的戰國晚期和古希臘“城邦危機”前后。兩大文明在這一時期確實面臨著相似的歷史處境：都陷入了內部極度戰亂；戰亂中都出現了統一運動；統一運動的積極力量都是地理位置邊緣但軍事上強大的國家；都有大批知識分子為統一運動上下奔走。然而最終的結果卻大相徑庭：希臘統一運動形成的亞歷山大帝國僅七年即崩解，三大繼承者王國內戰百年，為羅馬逐一吞并，羅馬保留了希臘的文化藝術，卻拋棄了它的城邦政治制度；一統戰國的秦帝國雖然僅僅存續了不到十五年，但繼之而起的依然是大一統的漢朝，而且“百代皆行秦政制”，秦制延續了兩千余年。《戰國與希臘》一文提出的核心問題就是：為什么戰國與希臘在相似的歷史條件下，卻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文章以幾位同時期的思想家的命運起伏為切入點，洞幽燭微，為我們揭示了答案。

《戰國與希臘》一文細膩地刻畫出了戰國后期思想集大成者荀子復雜兼容的思想底色。作為戰國時代最后一位儒家大師，他竟對商鞅變法之后秦政作出了民風淳樸、政務高效的高度評價；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秦政在精神道義上仍有重大缺陷，須將儒家統一的道德秩序與法家統一的治理體系結合在一起，方能成為未來天下的正道。荀子教出的兩位弟子韓非、李斯先后入秦從政，大大加速了秦統一中國的進程。可惜二人均未能完整把握荀子思想王霸兼用、義利兼顧、禮法兼治的中道精髓，偏于法術與權術一邊，二人最終都被權力政治的內在邏輯所吞噬，他們所設計的法家帝國也迅即崩塌。不過，荀子禮法合一、王霸雜之的思想實質卻被漢代以降的絕大多數王朝所采納，“儒法由此真正合流。法家創造了中央集權郡縣制和基層官僚系統，儒家則創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國天下的集體主義倫理，在魏晉唐宋又融合了道家和佛家哲學，創造了儒釋道合一的精神世界。這種超級穩定的大一統國家結構發散到整個東亞，成為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強而不霸、弱而不分、從不中斷的秘密”。

同時代的古希臘，為了結束百年無休止內斗的“城邦危機”亂局，雅典頭號政論家伊索克拉底呼吁全希臘城邦結束對有限資源的內部爭奪，共同向外征服擴張。這一思路被后世的史學家稱為“大希臘主義”，這儼然就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思想雛形。在呼吁長期得不到雅典等核心城邦回應之后，伊索克拉底最終轉向了邊緣的馬其頓王國國王腓力。20年后，腓力的兒子亞歷山大正是按照伊索克拉底的軍事戰略思路，建立了龐大的馬其頓殖民帝國。亞歷山大的老師是亞里士多德，他在“大希臘”的道路上比伊索克拉底走的更遠，他發明了“暴力征服+文明傳播”的擴張模式，對內民主對外殖民，成為近現代歐洲帝國的精神原型與政治模板。但希臘城邦政治的根基不是民主、而是自治，缺乏超越城邦的“共同的秩序”的視野；受制于這樣的文明根性，即便是雅典最偉大的學者亞里士多德，也沒有設想過超越城邦的統一的大規模政治體系。亞歷山大在世之時并未進行有效的內部政治整合和基層政權建構，龐大的帝國雖煊赫一時，終歸人亡政息，直到整個希臘世界被羅馬征服。

至此，《戰國與希臘》一文得出了答案，“兩種文明根性塑造了兩種不同的道路”。中華文明尚“合”，從地域上合、從民族上合、從語言上合，其間也有王朝更替或游牧民族沖擊造成的分離時期，但合的趨勢占主流，造就了中華文明的集體主義根性和中國人對秩序的熱愛。西方文明崇“分”，從地域上分、從民族上分、從語言上分，其間也有如羅馬或基督教這樣統一的努力，但分的趨勢占據主流，最終歸結為個人主義和對自由的崇尚。

文章最后認為，現時代最大的矛盾就是“秩序優先”還是“自由優先”，這恰是中華文明和希臘文明的核心要義。兩者之間純粹是路徑的不同，無所謂高下優劣之分，“多元與矛盾并存，會為人類文明基因庫留下更多種子”，為日后的文明升華留下更多的可能性。因此，矛盾與分歧不應成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礙，反而應該成為中西文明互鑒、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中國與歐洲真需要靜下來坐下來好好談談心”。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終結論”。最近二十余年世界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黑格爾-科耶夫”式的斷言是多么的草率。福山本人也漸趨審慎，他在晚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開始致力于探討“數百年乃至數千年前發生的事”對于當代制度與政治性質仍在發揮的重大影響。福山發現，現代國家的元素在戰國至秦漢已經出現，比歐洲整整早了一千八百余年，“中國第一”！然而，福山筆下的中國仍是“沒有法治或負責制政府的現代國家”、“可能實施非常暴虐的專制主義”，而同時代的雅典或羅馬，則是“古典共和政府”。 如何真正地進入古典文明的精神世界，建構當代文明對話的古典之維，西方的福山們或許真要跟中國學者們坐下來好好談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