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到濃時,事入細處

職業生涯中,龍墨經年累月在門診積累經驗,也為引入國際技術與經驗付出了不小的努力。

“聽覺口語法(AVT)”是國際上較為通用并認可的康復方法,起初,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研究中心引入的是碎片化內容,而系統引入需要龐大的工作量。區別于英語等其他語言,漢語是有調語言,僅此一點,該方法的漢化不僅需要翻譯,還需要新的研發。

10年前,龍墨就參與到與臺灣等地的機構合作之中,將此方法引進中國大陸地區,并根據發音特點進行完善,形成完整的聾兒個別化教學體系。如今,這一方法在中國大陸聾兒康復工作中已被廣泛使用。“一點點地引入、研發和應用,才有了今天的局面,無數聾康人為之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這幾年,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研究中心受中國殘聯委托,承擔了一個組織編寫六類殘疾兒童康復訓練教材的大型項目。在聾兒康復訓練方面,中心的辦公室里經常出現這樣的場面:龍墨和她的團隊成員們一次次地討論,一次次地否定,一次次地修改。

比如,學前階段聾兒康復訓練所用的掛圖是什么樣?這個問題甚至讓設計廠家改到快“崩潰”的地步。根據掛圖對應的年齡不同,究竟應該用什么樣的色彩對應多大的年齡?是用實物的圖像還是用動畫的形式呈現?如果是動畫,這個卡通形象孩子喜不喜歡?從孩子的認知角度考慮,這幅掛圖是否能讓他們一看到就能聯想起對應的內容?等等。

就是這一套基礎性的教材,其編寫過程經歷了繁復的細節討論。盡管如此,龍墨仍有點忐忑:“我不知道最終效果是否理想。要將教學實踐上升到理論,能夠作為一種指導性的內容予以出版,這是一個很踏實、需要磨煉工夫、耐得住寂寞的過程。”

“借鑒和創新,是這樣一點點地‘摳’出來的。”龍墨認為,創新和引領并非飄在云端的奇思妙想,而是由基礎工作的無數次漸進促成的,是在一代代聾康人為之奮斗努力奉獻的基礎上積累起來的。

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后,龍墨覺得,自己在聽力這個領域扎根多年,為聾兒群體鼓與呼是自己的責任。漸漸地,在履職過程中,她的關注面越來越寬,也意識到更大的責任:“我最初關注聾兒,后來關注所有殘疾兒童,進而關注整個殘疾人群體以及殘疾人工作者。某種程度上,我是他們的‘代言人’。”

政協委員的身份與職責打開了更大的視野。龍墨多次參與無障礙環境建設的討論,去年6月還參加了全國政協召開的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無障礙環境建設”建言。她那研究型、積累型的職業習慣,為委員履職提供了很大的助力,甚至改變了自己的生活。

只要一出門,龍墨就像得了“強迫癥”似地觀察身邊的地鐵、商場、街道等公共場所中的無障礙環境。眼看到自己的婆婆因為膝蓋損傷,上下樓不方便,這啟發了龍墨,她特意去地鐵站仔細查看,發現地鐵扶梯邊安裝了輪椅滑軌,卻被塵封起來。由此,她建議,無障礙設施硬件有了,但軟件(管理)也不能缺,助殘要“軟硬兼施”。

情必近乎癡方始真。龍墨還有個“怪癖”,她上街特別愛看別人的耳朵。一家人散步時,她會一邊看一邊跟家人討論:“你看那人是不是戴的咱中心的人工耳蝸?”“這人是戴的助聽器嗎?”看完后覺得很親切,“就像觀察人們戴眼鏡似的。”

龍墨眼中,履行政協委員職責與聾兒康復工作有相似之處,馬虎不得,建言獻策應該建立在翔實的調研基礎上,建議要清晰,還要融入真情實感。

2017年全國兩會前夕,龍墨收到一封來自河北省崇禮縣的來信。一位老人在信中跟她傾訴自己的煩惱,外孫今年讀高一,畫畫很好,因為佩戴人工耳蝸,她擔心外孫在藝考當中被不公平對待。老人“一宿一宿地睡不著覺”,她希望將自己的擔心轉達給中國殘聯主席張海迪,“如果我的孩子能(考)出去,我死而無憾。”這封來信深深打動了龍墨:“殘疾人也好,聾人群體也罷,其實里面都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他們的個性、需求各不相同……”

2017年全國兩會上,龍墨以《多舉聯動精準扶助讓更多貧困殘疾兒童幸福快樂成長》為題所作的大會發言,其中有一句話打動了許多人:“盡管我們每天接觸聽障孩子,但當聽到孩子經過康復清晰地喊出‘媽媽’‘老師’,還是禁不住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