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淵:留學英國這段經歷,對你來說有什么價值?

陳佳洱:最主要是學到了怎么做科研,以及科研需要怎樣的思維方式。

一開始,我覺得英國人挺松垮,早上大概要九點來鐘到,到了十點半就茶歇了,午飯要吃一個多小時,到下午三點半又茶歇了。看上去,似乎沒工作多長時間,但后來發現,他們的茶歇和吃飯花這么多時間,其實主要都是用來進行思想交鋒。

在他們的科學文化里,做科研最重要的要發展新思路,不然做不出好的研究。他們最瞧不起的是沒有新思路就寫論文,諷刺這種人是“論文機器”。這是我在英國得到最重要的收獲。我當北大校長時,就反對簡單地用發表論文的數量來評職稱,后來又加上什么刊物的“影響因子”,其實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研究有什么新思路、新理論或新方法,對推動科學前沿的發展有什么新貢獻,或對經濟社會發展有什么貢獻。

高淵:但這個問題現在也沒解決。

陳佳洱:對,所以我還不斷在提。現在無論是評職稱,還是讀碩士博士,最后都要靠論文,導致大家只關注寫論文,成了英國人說的“論文機器”。

山溝溝里搞加速器:“反正什么活我都干。修鐵路的時候,要扛100斤一袋的水泥”

高淵:你從英國回來,就正好趕上了“文革”開始?

陳佳洱:我是1966年2月份回來的,“文革”還沒開始。回來后,我就找到國家科技委,匯報發展中國加速器研究的重要性,后來科技委基礎局決定批給我500萬元經費,相當于現在5個億,讓我在國內發展國際上最先進的等時性回旋加速器。當時我非常激動和高興,我們教研室擴充到50個人,大家都干得很投入。

結果干了沒幾個月,“文革”爆發了,我被扣上五頂帽子:黑幫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漏網右派和特務嫌疑。紅衛兵把我抓起來,和北大校長陸平一起關在印刷廠里打雜。廠里師傅對我都很好,說我腿勤手勤,幫他們搞技術革新。紅衛兵來斗我打我,他們都保護我。

高淵:一直關在印刷廠?

陳佳洱:總共關了兩年多,有一年關在第一教學樓,當時叫做清理階級隊伍。1969年下放到漢中,在那里一直待到1979年,整整十年。一開始都是體力勞動,種地、養豬、修鐵路,反正什么活重、什么活累就讓我干什么。修鐵路的時候,要不斷來回扛100斤一袋的水泥。當時,我一頓飯要吃半斤。

高淵:那十年就沒再碰加速器嗎?

陳佳洱:開始的時候,我想這輩子搞不了加速器了,把英國帶回來的書都賣了,只留了幾本筆記本作為紀念。

后來,清華大學想搞加速器,他們知道我在英國研究過加速器,清華革委會就跟北大革委會建議,要我去清華聯合研究新型的直線加速器。我們經過半年多的研究討論得到了一個技術方案。這個方案雖然先進,卻因漢中山溝溝里的條件太差,不可能在那里研制出來。我就提出,讓我留在北京繼續查文獻。經過一段時間的文獻調查,我發現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提出的一個新概念——螺旋波導加速器,對我們很有意義。雖然實驗上還未做出來,但我覺得它的結構小巧、簡單,有可能在漢中研制出來。

回漢中后,我就和技術物理系的同事一起,從事螺旋波導加速器的研究工作。我們和加工車間的工人師傅一起,克服重重困難繞制成有足夠機械強度的螺旋線,并在此基礎上制成相互耦合的螺旋波導,最后完成了高頻測試并在預定高頻功率下穩定運行。

為了測試載束運行下的性能,我們就將它運到北京,利用北師大的400千伏高壓倍加器上的氘束,測試其聚束性能,結果非常好,只用了8.4瓦的射頻功率就高效地將350千電子伏的連續氘束群聚為1個納秒的脈沖束。實驗結果與群聚理論的預期完全一致。1983年,我在美國國際加速器會議上報告了這一成果,并獲得了北京市科技進步二等獎。

副校長、代校長、校長:“1984年國慶游行,北大學生突然打出來‘小平你好’的橫幅,我有點吃驚”

高淵:上世紀70年代末回到北大后,擔任什么職務?

陳佳洱:我回到了技術物理系,擔任教研室主任。印象最深的是參加了全國科學大會,錢三強同志還讓我負責全國低能加速器研究規劃的制定。

高淵:然后,直接從教研室主任提升為北大副校長了?

陳佳洱:對,那是1984年,我也不清楚具體原因,我在去英國之前曾擔任過系的副主任。可能那個時候要提拔一些年輕干部,我那年正好50歲。那時北大還特批了十名正教授,我是其中之一。

高淵:當副校長之后,你分管什么?

陳佳洱:分管外事、科研,后來還分管方正集團。最早不叫方正,叫北京大學新技術公司。

高淵:1984年國慶游行,北大學生打出了“小平你好”橫幅,你事先知情嗎?

陳佳洱:那天我就在天安門上面,事先一點也不知道。當時講好,除了帶一面北大校旗外,不能帶任何東西。結果,他們突然打出來“小平你好”,我有點吃驚,我想學生會不會闖禍?回頭一看,小平同志在帶頭鼓掌。

我的感受是,一方面覺得我們北大學生了不起,實際上就是擁護改革開放;另一方面覺得小平同志了不起,他理解北大學生的愛國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