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淵:父親更希望你從事理工科,而不是繼承衣缽成為作家?

陳佳洱:父親既鼓勵我寫文章,也引導我追求科學。我讀初中時,抗戰勝利后他從北碚給我帶回一本英文版著作《森林中的紅人》,在他的鼓勵下,我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在《華美晚報》上發表。

雖然父親的專業是教育學,但是他在科學和文學方面都有濃厚的興趣。他說小時候家境貧寒,沒有足夠的資金供他讀書,不然就會去學數學。

高淵:你的中小學都是在上海念的?

陳佳洱:對,小學上了兩個,一個是基督教的培德小學,另外一個上海西區的工部局小學。抗戰勝利后,我上了位育中學,校長李楚材是陶行知的學生,跟我父親是好朋友。但好朋友歸好朋友,它是私立中學,交了費才能入學的。

高淵:中學同學中,有一位后來大名鼎鼎的田長霖,當時你們誰的成績好?

陳佳洱:當然是他好,我主要是物理和化學比較強。長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成為引領熱物理領域發展的著名科學家。我留學英國后,成為加速器研究專家。而且我們同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同在上世紀90年代出任中美兩所名校的校長,他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首位華裔校長,我當了北京大學校長。

不滿16歲上大學:剛進大學時,去醫院掛號,護士給我掛了小兒科,后來同學們一直管我叫“小兒科”

高淵:1950年你就上大學了,當時才16歲吧?

陳佳洱:當時還不滿16歲。中學是初高中一貫制,根據成績分甲班和乙班,甲班念5年,乙班念6年,我被選到了甲班。

高淵:當年最向往哪個大學?

陳佳洱:我最想考的是上海交大和北京大學,交大是家鄉上海的大學,北大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講的是科學民主,一直很向往。

但我父親有幾個地下黨的朋友,他們建議把孩子送到老解放區去鍛煉。當時東北解放區有兩個大學可以選,一個是大連大學,另一個就是哈爾濱工業大學。我聽說大連靠海,風景好,就報了大連大學。

我考的是電機系,因為我喜歡電。同時,我也覺得解放后要發展工業,就一定要發展電機。到了東北老解放區后,確實跟上海不一樣。就在離大連大學不遠的地方,有個勞動公園,里面有塊碑:“勞動創造世界”。一看到這個碑,我就深有感觸,覺得世界是勞動人民創造的,我們要為勞動人民服務,做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這個給我印象很深。

高淵:在大連大學的學業怎么樣?

陳佳洱:我在班上是小組長,也是物理實驗課的課代表。我們物理實驗課的老師是應用物理系的系主任王大珩先生,他是我的恩師。他向工學院的屈百川院長建議,培養工程技術人員,如果沒有理科的底子,視野和思維都受限制。所以后來就成立了大連大學應用物理系,由他來擔任主任。

因為我是課代表,所以對物理實驗比較努力。王大珩先生對實驗的要求很嚴格,他雖然是系主任,但他親自來帶做實驗。每次做實驗,我們還沒到,他已經在實驗室門口等著了。每個學生進門,都要先經過他的口試。他會問:“你今天來做什么實驗?為什么要做這個實驗?實驗的目的是什么?你準備怎么做?”

高淵:物理實驗是你的強項嗎?

陳佳洱:王大珩先生的實驗課一做就是半天。做的時候,他到處巡視,檢查同學做實驗的認真和嚴謹程度。做完以后,他要看你的實驗數據記錄,還要給你打分。根據開始的提問、實驗進展和數據結果,按5分制來打,得5分非常難。

我們班上有一個“潛規則”,誰得了5分,就得請客吃花生米,因為大連花生米又便宜又好吃。我記得那一個學期我有幸請了三次花生米。

從東北人大到北大:“恩師朱光亞比我大十歲,我們師生關系非常密切,可以說朱老師帶了我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