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生,上海人,兒童文學家陳伯吹獨子,加速器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中共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十六大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畢業于吉林大學物理系,曾任北京大學校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主任、黨組書記。先后獲美國加州門羅學院、日本早稻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英國魯夫博魯大學等校榮譽理學博士學位,并獲德意志聯邦功勛十字勛章,英國物理學會特許會員、紐約科學院院士。

一早,京城狂風大作。

與陳佳洱院士相約9點,在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二樓見面。

二樓是兩排辦公室,其中一間門口貼著一行小字:陳佳洱院士。敲門無人應,等了幾分鐘,看到一位瘦削的白發老者慢步拾級而上。他見了我就握手微笑道:“抱歉啊,來得晚了。”

此時,距9點還有五分鐘。陳佳洱掏鑰匙開門,說:“其實我早就出來了,剛要走出小區,一陣大風把我帽子刮走了,我去找帽子了。結果找到卻拿不到,被刮到汽車底盤下面了。”

我說:“您自己走過來的?沒車送?”陳佳洱邊為我泡茶,邊說:“我就住在藍旗營那邊,走過來不到20分鐘,不用車送。”

他的辦公室陳設非常簡單,一桌一椅一沙發,開水還是自己到走廊上打的。作為中科院院士、原北大校長,83歲的陳佳洱依然保持著中國老派知識人的脾性:儒雅、謙虛、和善。

陳佳洱是加速器物理的權威學者。加速器是使帶電粒子增加速度的裝置,應用于原子核實驗、放射性醫學等領域。

說起他的堂弟港澳專家陳佐洱、指揮家陳佐湟,以及他三位在科研領域頗有建樹的兒子。我說,你們陳家幾代人都很優秀。他說:“優秀談不上,反正都比較老實。”

“中國安徒生”的獨子:“父親很和藹,從小到大從來沒有打罵過我”

高淵:你是家中獨子?

陳佳洱:我是1934年10月1日,在上海廣慈醫院出生,沒有兄弟姐妹。

高淵:在那個時代,獨子并不多見吧?

陳佳洱:那是因為戰爭關系。我3歲多的時候,“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日軍占領了上海。當時我父親陳伯吹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為了避免日本特工的抓捕,就去了重慶北碚國立編譯館編教科書,出版《小朋友》雜志,我和母親生活在上海。

高淵:陳伯吹先生被稱為“中國的安徒生”,他是怎么教育你的?

陳佳洱:父親很和藹,是一位慈父,從小到大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倒是母親曾打過我,但也屈指可數。母親是鋼琴教師,他們對我的教育總體還是寬松的。我從小生活、學習都比較自在,而且父親很有耐心,對我的教育一直是諄諄教誨的引導式。

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給我講電的故事,表演摩擦生電的實驗。上中學時,帶我去看《發明大王愛迪生》《居里夫人》等電影。特別是看了《居里夫人》后,他教育我要像居里夫人一樣,做對社會有貢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