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葆純粹的學者心

■2010年，高莽在本報發表6000余字的文章《青松老人楊絳》，社會反響很大。那一年，楊絳先生即將100歲。他在文中寫道：“錢老和錢瑗逝世后，為了寄托無法傾瀉的哀思，楊先生從英文轉譯了一篇被視為‘天書’的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對話錄》中的一段《斐多》。她知道這是一本非常難懂更是難譯的書，她是為了‘忘了我自己’而去干這一苦差事的。我想起，幾年前，她譯了蘭德的《暮年余熱·獻詞》：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翻譯工作使楊老的精神得到升華。有人稱，楊老所譯的《斐多》是她的天鵝之歌———”

學術周刊：楊絳先生精通多國語言，并自學西班牙文，翻譯出中國第一部西班牙文譯作《堂吉訶德》，還先后翻譯出《小賴子》、《斐多》等多部經典作品。您如何評價楊絳先生的學術成就？

高莽：在翻譯方面，楊絳先生是一個極其認真與執著的人。她對文字要求很嚴格，翻譯每部作品的時候都很下功夫，并堅持自己的翻譯原則：她始終堅信作品翻譯不一定非得局限在信、達、雅的范疇中，最重要的是尋求突破與創新。這樣的翻譯原則，使她所翻譯的《堂吉訶德》已然成為經典。她的翻譯作品在起初曾遭到一些人的指責，還好，她力排眾議，毅然堅持下來，她是成功的。其實，翻譯者有時為更好地反映作品思想，不一定要原原本本地忠實于原著的形式。這也是我在翻譯作品時所堅持的。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有首特別著名的詩作《自由與愛情》，原詩是6句，但殷夫先生將其翻譯為4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首詩被翻譯為中文后，廣為流傳，至今都無法超越。后來有學者根據原詩形式翻譯過來，雖然是6句，但沒有了一點兒詩味，始終未能得到讀者的認可，更何談影響！

其他方面，楊絳先生也極其認真。以前她習過書法，都是讓錢先生一筆一畫地教習，每次自己寫好后，還要請錢先生幫她做批改，寫得好的地方打上圈，寫得不好的地方畫上叉，從不馬虎，她做事真的是一絲不茍，精益求精。試問，又有幾人能做到？

學術周刊：當下中國處于高速發展的社會轉型期，急需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創新，而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創新與風朗氣清的學術文化環境有一定的關系。您與楊先生同為翻譯大家，為年輕一代學人樹立了很好的學術典范。為實現哲社科的繁榮發展，您對學界特別是年輕學者有何期待？

高莽：我個人在學術上是比較偏向寫實主義，對抽象派、現代派等新派別的語言、思想、美術都不太能理解。但我覺得，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要求，時代在往前走，后者總有一些東西會超過前者，在看法、做法上也都會有所不同，但不能徹底推翻前者，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發展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離不開當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努力與創新，希望年輕一代學者淡泊名利，力求做大學問、做真學問，推動學術的繁榮與健康發展。在這一點上，楊絳先生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范例。楊先生翻譯《堂吉訶德》，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與認可，西班牙方面多次邀請楊先生出國，她說她對此沒有向往，只想專心做學問。她拒絕過許多獎項，由此可見，楊絳先生對學術的追求是純粹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