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是釋放消費潛力、擴大內需的重要基礎，是建設“橄欖形”社會、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務。作為一個轉型中的大國，“十三五”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經濟轉型與結構性改革的實際進程。

遲福林

以形成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有賴于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以美國為例，白領階層的規模從20世紀40年代的1000萬左右上升到20世紀70年代的5000萬，30年間擴大了5倍，1980年白領階層已占全部勞動力的50%以上。從我國的情況看，2008年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新增就業只能達到70萬～80萬人左右；而2013年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新增就業能達到150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就業問題既和速度相關聯，也和產業結構相關聯。隨著經濟轉型升級，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將既是擴大就業的主要載體，又是增加就業者收入的重要因素。

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將使部分高素質群體成為中等收入群體。2014年，我國勞動就業人口總數為7.73億左右，服務業就業比重為40.6%，就業人口為3.1億人。預計到2020年，全國勞動就業人口大約為9.3億，其中在服務業就業的人口將不少于4.5億。國際經驗表明，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是白領階層和中等收入者的重要來源。2015年，我國大學畢業生為749萬人，按照年均700萬人的規模測算，到2020年累計新增大學畢業生將接近3500萬人。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將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來源。

以人口城鎮化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人口城鎮化進程與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進程緊密相連。由于工業收益與服務業收益遠高于農業收益，發達國家歷史上中等收入群體的形成，主要源于人口城鎮化及其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改革開放38年來，我國城市迅猛擴張，1978年城市數量僅為193個，而當前城市數量已增長到近700個。與此同時，城鎮人口數量也穩定增長，1978年城鎮人口數量為1.72億，2015年增長到7.7億，是1978年的4.48倍。“十三五”，落實中央“到2020年,要解決約1億進城常住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的要求，將使大量農業轉移人口成為新增中等收入群體的“后備軍”。在戶籍制度改革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的條件下，這部分新增城鎮戶籍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將進入中等收入群體。

關鍵在于戶籍制度改革要破題。當前，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存在的歷史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到2020年用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取代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條件基本成熟。如果這項改革能有重要突破，到2020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會超過50%。這樣，使人口城鎮化進程與現代化進程、工業化進程相適應，由此使新型城鎮化成為支撐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的主要載體。

以結構性改革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經濟轉型升級的新階段，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重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一，建立勞動者報酬的保障機制。由于工資談判協商機制的長期缺失，勞動者報酬很難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同步。從實際情況看，提高勞動者報酬，政府促進勞動報酬合理增長的主要任務是積極推進勞動報酬協商機制的建立。第二，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加大再分配力度。這些年，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差距已成為城鄉、地區、不同社會群體實際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筆者建議“十三五”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統籌協調收入再分配。第三，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建議“十三五”財稅體制改革要與收入分配改革同步。如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建立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相適應的轉移支付制度；推進結構性減稅；加快個人所得稅改革，盡快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稅收征繳方式，減輕中等收入群體的實際稅負。

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偏低、規模過小、身份認同感不強。這不僅抑制潛在消費需求的有效釋放，還導致社會結構失衡、貧富差距過大、利益矛盾增多。筆者建議盡快制定“十三五”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國家規劃及其可操作性的行動計劃。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