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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提出經濟新常態，到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體現了中央對當前及未來中國經濟走向的判斷以及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基本方針。經濟學對經濟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間邏輯關系的認識，應該落腳于改善資源配置效率這一核心目標上來。

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理解經濟新常態

經濟新常態，是中央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趨勢的基本判斷。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想。因此，要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對新常態有明確的認識。

我國改革開放以前，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配置極度扭曲，經濟效率低下，甚至居民的基本消費品需求都得不到滿足。改革開放之后，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激發了經濟主體的活力，過去扭曲的資源配置在市場中被逐步優化。在產品市場，企業在需求導向下生產，滿足著消費者的多樣化需要；在要素市場，資金、原材料、機器、設備、礦產品從低效率使用者手中轉移到有更高使用效率、從而出價更高的行業和企業。億萬農民從低效率的農業生產轉向勞動生產率更高的工商活動；企業家和管理人才從事著企業經營及社會管理；專業人才進入其專長的職業及崗位，帶來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而對外開放政策，使我們能以自身的比較優勢特別是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在全球范圍優化配置資源。

資源的優化配置，激勵機制的形成，加上充裕的勞動力，中國經濟獲得了持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改革前資源配置越是扭曲，經濟效率越是低下，通過改善資源配置所能增進的效率就越大，經濟增長率就越高。

但是，隨著過去扭曲的資源配置在市場化進程中的逐漸優化，通過改善資源配置所能帶來的效率提升——即“帕累托改善”空間或“改革紅利”——日益縮小。與此同時，隨著我國勞動力從2013年開始下降，“人口紅利”也逐漸減少。

“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的減少，意味著中國有效生產能力或總供給增長開始放慢。隨著資源配置的進一步優化，有效生產能力的擴張空間還會進一步縮小，經濟增長速度還會進一步放慢，最終進入到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及新興工業化國家都曾經歷過的由高速到中高速，再到資源優化配置條件下的一種增長常態，也即權威人士日前在《人民日報》的采訪中所形象表述的“L型增長”。

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是總供給的增長受限

如前所述，隨著“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下降，有效生產能力的擴張或總供給的增長會相應放慢。在這種條件下，即使有充分的需求，受總供給增長的限制，經濟增長速度仍然會放慢，并以總供給的增長速度為限。

至少在最近一兩年，中國并不存在總需求不足問題。如何判斷總需求是否不足？各國通行的方法是統計勞動力是否充分就業，即除了因低效率勞動力市場導致的“自然失業”外，是否所有在現行工資水平下愿意就業的勞動者都已就業。如果已充分就業，意味著最重要的資源已得到充分利用，此時所達到的實際GDP就是該社會能夠達到的最大化產出或極限產出。此時，即使閑置了大量機器設備，發電量、運輸量減少了，只要勞動力已充分就業，就不存在總需求不足。

按國家統計局去年發布的數據，中國15-64歲的勞動力數量在2013年達到峰值后，2014年已經開始減少，比2013年少了1512萬人。而按國家統計局新的口徑，以16-60歲的勞動力計算，2015年比2014年末減少了487萬人。并且按此口徑，中國勞動力人口的絕對量已連續第4年下降，2015年減少的幅度是近年來最多的，預計未來數年還會減少更多。

因此，即使經濟增長放緩，當前面臨的也不再是就業壓力，而是愈演愈烈的“招工難”以及隨工資普遍上漲帶來的“用工難”。2015年，除東北三省外，全國至少已有23個地區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今年以來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地區數量已超過去年全年。其中，上海、深圳兩地最低月工資水平已過2000元大關。國家統計局對93萬多家企業調查顯示，調查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2015年首次突破5萬元，同比名義增長7.3%。

當然，因行業、地區、技術等原因發生的職業轉換會帶來短期失業，某些地區、行業因勞動力過度供給也會出現失業甚至是較嚴重的失業。但在宏觀層面，中國已經實現了充分就業目標，過去十多年，失業率一直穩定在4%左右的自然失業率水平。即使存在因長期刺激投資、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所積累起來的機器、設備及其他設施的大量閑置，由于勞動力是充分就業的，所以也不意味著總需求不足。

綜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并不是總需求不足，而是受到現有生產能力擴張或總供給增長的限制。因此，維持中國經濟較高速度增長，并不需要刺激總需求，只能通過供給側方面的改革，增加有效生產能力，擴大有效供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一個社會的最大化生產能力，不是勞動力、技術、資本存量的簡單加總或集合，而是按一定方式或依一定比例配置起來的資源或生產要素的組合。

經濟結構包括勞動/資本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表述的都是各類經濟變量之間的相對關系。消除過多的資本，促使過剩行業向有更大需求的行業轉移，高端技術替代低端技術，高端產品替代低端產品，綠色、環保型生產替代高污染生產，這些都屬于結構性調整問題，都是在改變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改變資源在不同行業、產品、生產中的配置。因此，結構性問題本質上是資源配置問題。

相比于計劃經濟，中國的資源配置效率在市場導向的改革中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并帶來了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然而，我們的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資源配置并未完全達到帕累托最優，從而表現為前述的各類結構性問題。在這一條件下，有效生產能力的擴張成為經濟進一步增長的瓶頸。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就在改革，即改變現有的資源配置方式，讓資源配置效率得到進一步的提高。

在發育良好、競爭充分的市場體系中，價格的漲跌會自動引導企業進入高需求、高收益，高技術、低耗費、低成本領域；相應地，市場需求不足、技術落后、耗費高的行業會由于收益低、成本高而萎縮，從而實現資源在各個產業、行業間達到合理、優化的配置。而且，由于需求不足而產能過剩的行業、高成本（高消耗）企業必然會在同行的成本（價格）競爭中無法生存，并通過破產、兼并、重組被淘汰，最終使資源集中于低成本、產品受市場歡迎的高效率企業，實現行業內的資源優化配置。在市場競爭中，為了獲得競爭優勢，企業會努力選擇、創新更先進的生產技術，努力提高經營水平來降低成本。

因此，市場的有效運行，能夠通過價格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自動實現化解過剩產能、調結構、去庫存、降成本、加快技術創新、增加有效供給的目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圍繞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來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經過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政府逐漸退出了很多領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也有了越來越大的作用。然而有時候，政府從對經濟的計劃管理的前門退出的同時，往往又以宏觀調控的名義，繼續實施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廣泛干預、調節、管理和控制。筆者認為，目前政府在保增長的名義下對經濟的過度調控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

首先是刺激需求的政策。既然我們已經實現了充分就業，就意味著達到了現有勞動力約束下的最大化產出。此時，即使有閑置的資本設備、更高的總需求，也不可能增加實際產出、提高經濟增長速度。而且，需求的增加極可能帶來下述負面問題：一是缺乏需求的過剩產能、低技術高污染的企業、低端產品等會在刺激起來的市場需求下得以繼續生存、維持，阻礙結構性改革；二是導致工資率上漲，從而使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在既定的技術條件下，很可能導致農產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產量下降、價格上漲，2015年豬肉和鮮菜價格已分別上漲了9.5%和7.4%；三是刺激投資意味著未來會形成更大的資本存量，在資本已嚴重過剩的條件下，必然導致未來更大的資本過剩；最后，有利于資本所有者的刺激投資政策，極有可能進一步拉大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收入不平等。

其次是調控供給的政策。在市場中，勞動力緊張或資本過剩必然會導致勞動者工資上漲和資本回報率下降。而產品不能適銷對路，或生產技術落后、經營落后、成本過高的企業同樣得不到合理的資本回報。當資本回報率低于一定水平，甚至連運營成本都彌補不了時，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扶持、保護，過剩資本將通過企業破產、倒閉、兼并、重組退出相關行業。通過淘汰過剩資本，市場會自發實現勞動與資本新的均衡。退出生產能力過剩行業的資本，會尋求以更先進的技術、更好的經營理念進入產品需求更高從而能帶來更高投資回報率的領域。

由于政府缺乏隱藏于市場的分散化信息，由政府配置資源，調整產業結構，往往會進一步惡化資源配置，扭曲產業結構。哪類行業需要抑制，哪家企業、哪個地區的企業需要關、停、并、轉以消除過剩產能、落后產能，需要以什么力度扶持、資助、補貼哪個企業，這些問題如果政府都能精準完成，我們也就不需要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了。

在市場尚未充分發育階段，必須由政府運用強大的行政資源培育市場，發展經濟。但中國目前供給側方面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與過去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有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由政府直接調節、控制、管理供給，比如運用行政力量壓縮過剩產能、調整產業結構，而是讓政府從全能性政府、經營性政府、招商性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從經濟活動的決策者轉變為法律、法規的執行者、監督者，市場秩序的維護者，為企業生產經營創造良好的社會、法治環境，讓市場本身具有的活力釋放出來。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