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這樣評價領導小組：“通過成立跨部門領導小組來組織實施重大戰略任務，是我們黨和政府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一種有效的工作方法。”

　　小組治大國，大事建小組。領導小組能夠與中國政治相攜而行，默契配合，是由中國的政治模式決定的。中國的政治結構是部門分割管理的，部門間分工較細，每個部門的權力和資源有限，如遇涉及面廣的事務，必須多部門統籌協調，而此時就需要領導小組出面了。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賴靜萍向本報記者分析說，領導小組具有獨特的組織和權力結構，有力地增強了政治決策的執行力度和效果。由此產生的路徑依賴效應，使領導小組的生命力得到延續，并逐漸固化為一種模式。

　　當然，對領導小組的依賴，也催生了濫設領導小組的現象。此外，由于領導小組一般有一定的存續期，過期的領導小組若不及時裁撤，也會導致繁冗，影響行政效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分別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進行了7次規模較大的政府機構改革。每次改革，國務院都會對領導小組的數量進行調整。

　　領導小組的臃腫現象更多地是存在于地方層面。本報記者對北京、山西、廣東等省市的黨政機關采訪發現，黨政“一把手”兼職各類領導小組的數量從幾個到十幾個不等。有領導干部表示，“基本上有稍微重要的事情，我們就會成立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的確提高了效率，但是隨著小組而來的是過多的會議，占用了領導干部大量時間。什么樣的事情可以成立領導小組，還是應該規范一下的。”

2　 揭開神秘

　　2013年10月，美國《華爾街日報》刊長文介紹了一位沉靜而神秘的中國官員—劉鶴。劉鶴的神秘來自兩方面，一是他的幕僚身份，二是他的頭銜—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領導小組甚至比劉鶴本人更神秘。

　　領導小組的神秘是與它的運作方式有關的。在周望看來，領導小組的神秘感來自其隱匿化的特征—既不進入黨的組織機構名錄，也不掛機構牌子。但是，周望指出，經過長時間的運作實踐，領導小組的諸多手段沉淀積累了下來，成為完成特定工作的一項制度性安排。領導小組在級別、成員來源、運作形式方面，都是有規律可循的。

　　陌生往往醞釀出神秘感，領導小組正是如此。其實，領導小組只是一種議事協調機構而已，其構成并不復雜，一般由組長、副組長、組員和辦公室組成。組長和副組長由權力層級較高的領導擔任，組員是與小組事務相關的下一級領導，辦公室一般設在與小組事務關系最密切的機關中，并由該部門的正職或副職兼任辦公室主任。辦公室通過會議、文件的形式，對小組所管轄的工作進行協調。

　　領導小組有長期和短期之分。對于全局性、戰略性的事務，一般設置長期領導小組。例如至今存在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立于1980年，已歷時34年；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成立于1986年，已歷時28年。

　　對于突發性的、臨時性的事件，一般設置短期領導小組。例如2008年5月13日，即汶川地震發生后的第2天，中央軍委成立了全軍抗震救災領導小組。

　　領導小組一般是有層級的，上級成立領導小組后，下級成立對應的領導小組。如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后，省、市、縣甚至有的鎮，也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目前，31省(區、市)已全部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且規格配置與中央相對應，均由黨委“一把手”出任組長。近日，中石油、中鋁、中航科工等央企也紛紛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當然，對于一些只需要上級部門協調的事務，下級就不再成立對應的領導小組。

　　領導小組是高密度集合型的政治權力結構，充分借用高層領導的原有權力，因而具有高于常設機構的權威性。這種權威對于解決復雜問題是很管用的。

　　對于領導小組功用，官方鮮有正式說法，目前唯一可見的公開定論，是1999年7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錦濤指出，領導小組是“謀劃決策、指導工作的參謀助手，是各方面情況上傳下達的中心樞紐”。

　　有英國媒體評論說，設立領導小組是強化人治的表現。其實并非如此。“從領導小組的運行思路來看，它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西方國家對未來政府的期望。”賴靜萍說，許多西方政府主張在政府內部盡可能減少常設機構的數量，通過設置臨時性機構、配備臨時雇員來實現政府職能目標，這有助于組織機構的創新，避免常設機構的行為僵化問題。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高小平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世界上很多國家會設立臨時性小組，其負責人由總統或總理擔任，主要是在全局性的大政方針基本確定后，在一定時間和空間領域中，抓某些具體的實施性、協調性工作。也有專家指出，領導小組類似于國外政府中的“專門委員會”、“特別委員會”、“特別小組”等。

　　美國著名學者李侃如說：“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充滿了尚未成為制度的組織。”領導小組顯然就是其中之一。賴靜萍認為，當下中國一方面應正視領導小組的優勢，發揮其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應加強法律對領導小組立撤、組織結構、運行程序等的規制，達成制度化與有效性的動態平衡，并通過兩者的雙輪驅動使國家治理更加良性而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