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深化政治交接，各民主黨派開展了“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專題教育，啟動了“多黨合作歷史傳統記錄工程”，中央統戰部與各民主黨派中央聯合編寫了《大道——多黨合作歷史記憶和時代心聲》。各民主黨派中央主席結合個人經歷、履職實踐等，講述對政治交接的思考感悟、認識體會，真摯的話語、生動的故事，傳遞的是濃濃的情懷、信念、傳承和力量，帶給我們太多的感動和共鳴。在各民主黨派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召開之際，特將各民主黨派中央主席的傾情感悟陸續予以刊發。

民革中央主席 萬鄂湘

一個法律人的夢想就是一生與法相隨：從學法、教法、用法、司法到立法，環環相接，這是最完美的人生軌跡。我能有這樣的人生軌跡，得益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得益于實施依法治國戰略的偉大時代。回想自己的法律人生路，我心中充滿感慨和溫暖，我們這一代人有幸成為改革開放偉大進程的見證者和推動者，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參與者和書寫者，與國家發展脈搏一起跳動，我一路前行，一路成長，一路感悟。

父母親教給我的助人情結我出生于湖北省公安縣的一個小鎮。父母親雖然沒念過什么書，但他們言傳身教給我的品質很簡單卻又很重要，那就是助人。回顧我的成長歷程，我發現自己每一個腳步，每做一件實事的背后，其實都有父母親的影子。

與許多同齡人一樣，我經歷了上學、下鄉，然后又重返校園的過程。17歲那年我到公安縣達河公社聯華三隊插隊，那時候的夢想是回縣城當一個木匠。當時條件非常艱苦，但是在干完繁重的農活后能看看書我就非常滿足了。1977年我幸運地進入武漢大學外文系學習英語，臨近畢業的一個機會讓我與法結緣。

那年，我參加了校內“民主與法治”辯論賽。當時正值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階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民主和法制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開啟了中國民主法治的新征程。作為一個外文系的參賽者，我從這場辯論中開啟了對法律問題的思考。“法者，天下之公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離不開法治的有力保障，我隱約覺得法治建設的春天要到來了，用法律維護公平正義不失為一種助人的好方式，于是產生了深入法律領域一探究竟的念頭。我想，不僅要學法，而且要學對國家參與制定國際規則有幫助的國際法。因此，我沒有選擇繼續在外語系深造，而是報考了法律系國際法專業碩士研究生。這一選擇，正式開啟了我與法律的結緣，由此我開始了學法、教法、用法、司法，直至進入共和國最高審判機關、立法機關的法律人生路。

2000年5月— 2013年2月，萬鄂湘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大法官

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我想，個人的夢想如果不能與國家的脈搏一起跳動，那么夢想都是空想。只有跟國家的命運、民族的振興和百姓的幸福需求息息相關，夢想才能成為現實。

在逐夢的過程中，法律的專業精神與父母親教導的助人為樂精神在我的思想里融合，促使我這么多年一直非常重視對弱勢群體的關注。

在我心底，在武漢大學創辦“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是我人生中非常有意義的事。在那里，我很慶幸能用自己的專業實踐自己的人生信念：那就是用最優秀的法律人才，為最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最優質的法律幫助。

“法律援助”這個詞在今天已經深入人心，但上世紀 90年代初，中國法治建設還剛剛起步，法律援助在法律體系內是完全空白的。有些人對于“法律援助”、“社會弱者”這些新名詞并不理解，認為是在搞西方國家那一套，所以當時創辦之初的誤解和阻力不小。但是一想到弱勢群體那些曲折心酸的維權故事，想到他們遇到挫折走投無路的情況，我就重拾信心。在我看來，運用法律為百姓做實事是讓法律深入人心的最好途徑。

在各方努力下，1992年 5月，“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終于在武漢大學誕生，它也成為我國第一個民間法律援助機構，之后正式更名為“武漢大學法律援助中心”。讓我欣慰的是，二十多年來，我始終牽掛的法律援助中心一直在不斷成長中，“保護弱者、伸張正義、播撒愛心”的追求始終沒變，為無數社會弱者提供義務法律服務，幫助他們走出絕望和無助的困難境地。

在我看來，為人最大的樂趣就是助人。如果我們給予別人更多的同情和幫助，就會時刻感覺到精神回報，感恩所得的回報還會促使我們更多地去給予。

2005年我到貴州考察時，發現當地很多貧困高中生上學困難，甚至有些基層法院的法官，為了孩子上學，白天審判，下班之后蹬三輪車為孩子攢學費。這讓我感到很痛心，當即決定設立一個資助貧困地區高中學生的項目。回北京以后，我通過武大北京校友會，發起了“珞珈改變命運工程”，請校友牽手貧困高中生家庭，很快就籌集到 50萬元。這些善款委托貴州高級法院、中共貴州省委宣傳部進行發放。更讓我高興的是，該行動引起了國家相關部門的重視，國家撥款解決了許多貧困高中生的學費和食宿問題。

2015年5月，萬鄂湘（右一）在河北省保定市就環京津貧困帶扶貧工作進行調研

這些年，我用自己的綿薄之力資助了一些困難家庭的孩子，他們之中有的都已經考上了大學，用知識改變了自己的命運。2015年，我在河北保定開展“博愛牽手”活動時，與曲陽縣孫家莊困難戶孫勝科老人一家結了親戚，老人的兩個孫女已在博愛小學免費上學。去年過年，小姐妹倆給我發來一段視頻，聽著她們稚嫩的聲音唱著：“心中的小夢想，一閃一閃在發亮，穿越年少的迷茫，我會變得更堅強；心中的小夢想，一天一天在成長，天賜我一雙翅膀，我會看到那最美的光……”我眼淚不由自主地就流下來。是啊，我們在孩子們心中種下一顆愛和夢想的種子，相信有一天，這顆種子會生根發芽，孩子們也會在自己的逐夢路上關愛更多的人。

履職路上建言法治中國

當我走出學校，成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神圣的國徽和國旗下，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以及日后擔任民革領導職務乃至國家領導職務，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進程時，我欣慰的是：可以利用自己的專長，為祖國奉獻一己之力。

參政議政方面我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選題一定是在自己研究和長期關注的領域之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正因為此，我的建議尤其關注司法體制改革。在全國政協九屆五次會議上，由我主導的提案《關于推進司法改革，實現司法公正》以民革中央名義提交。這份提案被全國政協評為優秀提案。此后，中共十六大報告吸納了這份提案中有關司法改革的內容，這讓我非常驚喜和激動。

長期以來，社會法制是民革履行參政議政職能的重點領域之一，也是優勢領域。當選民革中央主席之后，我有了更大的發揮專業優勢的平臺，那就是用我的法學專長帶領民革全黨在社會法制領域履行職能，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貢獻力量。

近年來，在全國政協的履職平臺上，民革中央提交了一系列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相關的提案。

比如，民革中央水資源司法保護的提案直接助推了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產生；民革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 3家聯合組織的修改民事訴訟法的調研報告，全國人大法工委采納了 8條建議中的 7條。

拿 2016年來說，民革中央就充分發揮在社會法制領域的參政議政優勢，從法治德治相結合和促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視角，深度聚焦“精準立法促進社會文明”課題。目前，我國深圳、武漢、杭州等多個城市已經實施或正在探索為“文明”立法。該不該為“文明”立法？如何平息爭議？當前地方立法存在哪些問題？如何提升立法水平？帶著這些問題，我多次率領調研組，先后赴四川、陜西、山西、吉林、湖北、河南、安徽、山東、湖南、江西、福建等十多個省份開展實地調研。調研成果《關于精準立法促進社會文明的建議》，獲得了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批示。中共中央政法委高度重視，全國人大法工委上門“辦理”。

為落實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充分發揮民主黨派在立法協商中的作用”的有關精神，我帶領民革中央與多所高校和法學研究機構進一步深入研究法治促進社會文明的經驗和標準體系，聯合起草了《社會文明促進條例（示范文本）》，通過政黨協商等渠道，為地方立法機關提供參考。

參政議政活動推動了相關工作，民革法制類提案得到了良好的社會反響，吸引了更多社會法制方面的人才加入民革。如今，民革黨員中擔任司法機關領導職務的副部級 1人，廳局級 12人，在法院擔任處級實職的 39人，在檢察院擔任處級實職的 25人。民革在該領域的人才智力優勢不斷凸顯，集聚了人才，加強了凝聚力。

用鏡頭傳承民革優良傳統

2012年底，在民革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我當選為民革中央主席，接過新一輪接力棒。回想我 1990年加入民革到現在，一晃 27個年頭過去了。我對民革組織愈加熱愛，對民革優良傳統的體會也愈加深刻。

民革主要創始人、第一至第四屆中央主席李濟深在臨終前對身邊同志囑咐說：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要讓后人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永遠和我們保持一致，代代相傳。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民革優良傳統的核心，也是我們最重要的歷史經驗。近 70年來，民革形成了許多無比珍貴的優良傳統，其中有四點，即“不忘初心，堅定不移地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攜手前進，致力于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繼承和發揚孫中山愛國、革命、不斷進步精神；發揮優勢，積極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是民革優良傳統的核心。它值得每一個民革黨員好好學習和繼承，從中不斷獲得啟示和鼓勵。

我曾利用業余時間制作了一個關于民革中央原副主席賈亦斌人生經歷的視頻。在制作該視頻過程中，我搜集了很多寶貴的史料，進一步重溫了賈公長期致力于祖國和平統一事業的光輝事跡和一生以民族大義為重的高尚品質，深受鼓舞。這讓我進一步意識到，用鏡頭記錄下民革黨史資料和抗戰老兵口述歷史非常有意義，它不僅能推動全黨學習繼承民革前輩的優良傳統，而且能夠激勵和啟迪后人，對于做好政治交接、薪火相傳具有積極意義。

為此，從 2013年 8月開始，民革中央首次號召在全黨范圍內積極開展搶救性采集民革前輩史料專項工作，為民革前輩中年事已高的黃埔老人、抗戰老兵和民革老領導留下珍貴的影像資料。

2015年 8月 20日，萬鄂湘（左二）觀看由團結報社舉辦的『銘記與關愛︱鏡頭中的抗戰老兵』圖片展

老領導、老同志們面對鏡頭娓娓道來，聲情并茂，極富感染力和說服力，我每次觀看視頻也都深受感動。像張克明、李業初這些老前輩，作為民革成立歷史的見證人，他們把自己所見所聞的民革成立前后的人與事娓娓道來，為我們再現了民革成立當時所面臨的復雜政治環境以及民革前輩為追求民主、追求進步，為新中國建立無私奉獻的奮斗經歷。通過他們的講述，我們理解了為什么民革會接受而且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理解了民革優良傳統的內涵。另外，相當一部分被采訪的民革前輩是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兵，他們從普通士兵的角度，講述了戰爭的殘酷，展現了中華民族強大堅韌的民族意志和頑強不屈的民族精神。令人惋惜的是，才短短三年時間，一些接受采訪的老領導、老士兵就病逝了，像民革甘肅省委會采集的 12個人中，有 5位已經離世。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凸顯了此項工作的意義和價值。227人、時長 16000多分鐘、存儲容量 7700多 GB的全高清視頻以及手模手印、題詞、照片等電子化資料……充分展示統一戰線的優勢和特色，成為教育民革廣大黨員繼承和發揚民革優良傳統的生動教材。這項工作與后來開展的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實踐活動的內容十分吻合，采集民革前輩史料工作又成為民革開展學習實踐活動，特別是“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專題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

記者會上吐心聲

早在美國耶魯大學求學時，我曾與同學辯論過形態各異的政黨制度。武漢大學和耶魯大學兩所優秀法學院的求學經歷讓我習慣用國際視角看待問題，也讓我在思辨古今中外政黨制度后，對我國的政黨制度有了清醒的認識。

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政黨制度好不好，關鍵是適不適合本國國情。

鴉片戰爭后的一百多年，中國一直未能找到正確的政治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經過很多失敗、很多經驗教訓后，由歷史選擇確定的政治制度。中國不是沒搞過多黨制，民國初年中國的政黨最多的時候有三百多個，結果怎么樣呢？政黨惡斗，軍閥混戰，國家四分五裂。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們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這種經濟發展成果與現行政黨制度間的因果關系，誰也不能否認。我相信，中國特色政黨制度在今后中國經濟的發展中還將發揮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因為中國人民希望的是經濟持續健康向好的發展，希望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制度，包括我們的政黨制度。

然而，有許多人尤其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特色政黨制度了解并不多，也不夠深。這就需要我們重視講述并講好中國特色政黨制度故事，傳播中國政黨制度的優勢，闡釋中國人民為人類探索更好社會制度提供的中國方案。

我清晰地記得，2013年 3月 6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會，新一屆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領導人集體亮相，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成為外媒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

“我們知道作為民主黨派，你們的職責是提出建議，但是你們是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參與多黨競選？”當時，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把問題拋給了我。

這個問題是有一定挑戰性的。但對我而言，關于我國政黨制度，我已經深入思考了多年。我把這個問題當做一次向世界傳播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機會。于是，我詳細闡釋了我們為什么要堅持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為什么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履行好參政黨的職責。

我說，中國有一句老話，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腳知道，也就是說世界上沒有哪一種制度是最好的，但是肯定有一種制度是最適合這個國家目前的發展階段，是必須要堅持的。

記者會上，我的回答都是我在學習生活和履職實踐中的真切思考感悟。

我永遠忘不了 2000年 4月 29日這個日子，那一天，我被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忘不了，并不是因為頭銜中那個“長”字，而是因為我特別珍惜“大法官”這個頭銜，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學識的尊重，同時也是對一位法學研究者人格的最大認同。這不是我個人有多大能耐，而是時代的機遇—多黨合作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民主黨派成員在國家機關擔任領導職務，成為一個重要標志。

針對非中共人士擔任國家機構實職，一直有一種聲音：會不會沒有實權，有“花瓶”之嫌？

我用親身經歷回答：“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之內，我作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所具有的權力和其他副院長沒有任何區別。”

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12年，我分管民四庭。這是專門針對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涉外案件會大幅增加且具有很強專業特征而設立的，有關涉外、涉港澳臺的經濟、投資、貿易、海事、海商案件以及外國法院的判決到中國法院承認與執行、涉外仲裁的司法審查等都歸民四庭管轄。一個涉外案件就是一場國際官司，國際官司又可能演變成國際政治問題。所以每一個要簽署的判決書，我都要反復推敲，標點符號也不能放過。因為所有涉外案件都要滿足 WTO的透明原則，審判過程和結果都公開，為此我們在扎實做好審判工作的同時，還創辦了中國司法史上第一個全國性大型專業審判網站—涉外商事海事審判網站，體現了我國涉外商事海事司法的公正、開放、透明。

任職過程中，凡是分管范圍之內的事，我負責的案件我都能拍板定案。最高人民法院的所有會議，比如說院長辦公會、重大人事任免會議我都參加，并且我的建議和提議時常成為最高人民法院一些重要決議的內容。沒有人把我當外人，我自己也從不把自己當外人，從來沒有感覺到自己是一個“花瓶”。

擔任民革中央領導職務后，我代表民革中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召開的黨外人士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上積極建言獻策，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其中多條建議在國家大政方針制定和政府決策時被采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在這兩個制度框架下，我非常自豪和榮幸地參與了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

履職經歷告訴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能夠有效避免多黨競爭、相互傾軋造成的政治動蕩，也能夠有效避免—黨專制、缺乏監督導致的種種弊端，具有政治參與、利益表達、社會整合、民主監督、維護穩定等重要功能。

2004年5月，萬鄂湘在意大利羅馬出席世界法律大會

記得在 2007年，我到耶魯大學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會議結束后又給耶魯大學法學院學生作了一次講座。課堂上，我看到十多位大陸學生的面孔。這不由得讓我想起 20年前，班級里一共才兩位同學來自大陸，這也是我們國家繁榮進步的一種間接反映吧！

講座結束后，我打開電腦給大陸學生播放了自己拍攝和編輯的高清視頻，其中就有《祖國頌》《五星紅旗》《今天是你的生日》。看到視頻畫面，這些海外游子個個飽含熱淚，每個人都有說不完的思鄉情結和愛國風尚。我想，人人都有家國情懷，愛國愛家不需要理由，愛國情懷最沒有代溝。

撫今追昔，我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它廣開進賢之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把全體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合在一起，匯聚成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磅礴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