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企業家精神時，歷史的重要性不容低估。”美國考夫曼基金會前主席、經濟學家卡爾·施拉姆在經濟史學家戴維·蘭德斯、喬爾·莫克及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所合作編著的 《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從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到現代》前言開頭的這句話，揭示了歷史分析之于更好理解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的確，企業家精神不是近代意義上的企業形態出現之后才有的，而是從古代就已出現并延伸到現代的，通過跨時空、跨地域、跨文化的歷史比較分析有助于總結歸納企業家精神的進化規律，理解企業家、商業創新、技術發明及其傳播和利用以及它們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繼而可對當代有利于激發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市場制度環境的形成與完善，給以一定的現實鏡鑒與啟示。

該書將研究視野放在了羅馬、新巴比倫、中東地區、中世紀歐洲、荷蘭共和國、大英帝國、德國、法國、美國、印度、日本及中國等國家和地區不同歷史時期的企業家精神的范疇之內。對于中國，相應篇章主要聚焦“帝制晚期以來”，作者陳錦江將該時期界定為16世紀末處于繁榮頂峰的晚明以來。筆者認為，對于中國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還可再往前追溯，它滲透于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之中，為中國古代尤其是秦漢、唐宋、明清歷史變革之際的經濟繁榮發展提供了動力。當然，18世紀后中西方經濟的大分流，也可部分歸因于不同體制機制之于企業家精神的窒息與激發的差別。英國工業革命正得益于此前重商主義階段對企業家精神的激發和企業家階層的崛起；相反，同期的清政府則仍處于重商主義前期的政策思維，閉關鎖國、夜郎自大、重農抑商，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逐漸拉大。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激發了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激活了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當前，我們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歷史時期。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而市場的活力來自于人，來自于企業家，來自于企業家精神。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專門發布了《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首次圍繞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專門出臺的中央文件，足見國家對此問題的重視。良好的市場環境是企業家精神形成的土壤，也是發揮企業家作用、弘揚企業家精神的保障。

第一，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營造依法保護企業家合法財產權利的法治市場環境。

法治的第一要義是對政府公權力的限制，給出政府與市場的合理界區。中國歷史上企業家精神活躍的時期，往往是政府與民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時期。相反，政府如果事事干預、與民爭利，企業家精神就會湮滅，就會步入經濟上的下坡路。由于法治的闕如、王權的僭越，中國古代就陷入了朝代更迭的歷史循環，未能實現真正的長治久安。孟子講，“民為之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如果企業家的合法財產權利得不到保障，出于財產安全考慮，他們就沒有積極性去創新和創造更多的財富。因此，政府要在產權的界定、保護和制定基本的博弈規則方面更好發揮作用，除此以外應更多地交由市場、交由企業、交由企業家去發揮作用，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貫徹競爭中性、所有制中立原則，構建有利于激發企業家精神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如果沒有一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公平市場環境，企業家精神很難激發，即使偶有出現了，也很難持久。中國古代所缺乏的正是這樣一個環境，商周“工商食官”、秦漢“鹽鐵官營”、宋后國有專營強化等等，導致工商業被控制于官府手中，民間資本、私人企業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謀發展，難以真正實現公平競爭。當前，中國正致力于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這個體系一個很重要的基本原則就是引導各類資源、要素合理配置到具有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企業手上，各種所有制經濟都應該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這是對企業家精神的最大激勵。

第三，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創新政企互動機制，形成激勵企業家創業、創新的社會氛圍。

中國古代的政商關系常常是混淆不清、紊亂交錯的，如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所言，商人階級難以沖破對官場的依賴，而形成一股獨立的創業力量。所謂新型政商關系，一要親，二要清。一方面，要真正以市場需求、企業需求為導向落實“放管服”改革，簡政放權、公平監管、精準服務，打造親市場、親企業的公共服務型政府，做到有事幫忙、無事不擾。另一方面，要保持政府與市場、與企業的一臂之距，包括對于國有企業也應該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對不該管的要依法放權、決不越位，著力將依法應由企業自主經營決策的事項歸位于企業，杜絕尋租設租空間。唯有如此，才能讓企業家真正心無旁騖地經營企業、創新突破。

作者：陳旭東（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本文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與經濟學話語體系構建研究”（2019BJL002）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