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邵大箴

王朝聞著《喜聞樂見》。

《美術》創刊號。

《中國美術全集》普及版。

伴隨新中國走過的70年光輝歷程，新中國美術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美術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互相促進，從民族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不斷開拓國際視野，探索美術創作規律，回答和解決現實問題，逐步推動中國美術朝著具有民族特色的現代化方向前進。

大力普及，不斷提高，雙重飛躍

新中國美術是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指引下發展起來的。藝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藝術服務人民大眾，在普及基礎上提高和在提高指導下普及的原則，以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等理論，為新中國美術理論研究與實踐指明方向。

新中國伊始，美術界面對的迫切任務之一，是讓美術為包括億萬處于文盲和半文盲狀態的人民大眾所享用。美術理論家們和出版部門做了廣泛的調查研究，決定大規模組織創作和出版以圖為主、圖文并茂，既能傳播文化知識，又能普及美育的連環畫作品。連環畫作品題材內容取自我國古代和現代優秀文學作品以及外國名著。與此同時，大量創作和發行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易為大眾接受的年畫與宣傳畫。為發展被稱為“連年宣”的普及性美術創作，在延安有革命美術活動經歷的理論家蔡若虹，專門撰寫了有關報告。美術出版界組織大批畫家參與“連年宣”尤其是連環畫的創作。一部優秀的連環畫作品發行量達數百萬套成為常事，丁斌曾、韓和平創作的《鐵道游擊隊》（1955年初版）多次再版，竟創下3600萬冊印數的奇跡。許多畫家參與連環畫創作，在這一過程中鍛煉了創作技巧，促進了對藝術與人民關系的認識。上世紀50至70年代涌現的優秀中國人物畫畫家，幾乎都是連環畫創作的積極參與者。

中國畫歷史悠久，在匠師畫、院體畫之后，宋元時期注重寫意精神的文人畫，開始在畫壇占據主流地位。文人畫興起意味著中國畫進入藝術語言高度自覺的階段，但清中期以后，文人畫失去創新銳氣，一味仿古，面貌陳陳相因，與社會現實距離愈來愈遠。而進入20世紀，發生巨大變革的中國社會，迫切期待美術作品反映現實生活，表現新的人物形象，以推動社會進步。在此文化大背景下，一部分人對中國畫的現實價值和未來前景產生疑問，從而引發理論界熱烈討論。通過不同意見交鋒，大家明確了包括文人畫在內的中國畫寫意體系和筆墨意象語言的價值和意義，認識到清晚期以來仿古風的危害，意識到只要中國畫面向現實生活，深入發掘傳統文化內涵，一定能繼續綻放異彩。美術理論家們紛紛著文，闡述美術創作面向現實、藝術家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傅抱石、趙望云、李可染、關山月、石魯等知名畫家，一面從理論角度論述繼承傳統和開拓創新的辯證關系，重申古人闡發的“筆墨當隨時代”的理念；一面身體力行地帶領畫家們走向生活，到大自然中寫生，有力推動了中國畫健康發展。

50年代，“新浙派”在潘天壽主持的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興起；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徐悲鴻、蔣兆和、葉淺予等人提倡中西融合的新體中國畫。前者更重視寫意筆墨傳統的承傳，后者偏向于繪畫創作必不可少的造型功能。兩派雖然學術見解不盡相同，但于實踐中都在堅持傳統造型基礎上，適當吸納經過中國畫家改進的西畫技法，使之與筆墨語言相融合。幾十年來，沿著這一方向艱苦探索，美術工作者不僅創作了大量可以傳世的優秀人物畫作品，而且在如何創造性地融合西畫技法、增強中國畫筆墨語言表現力方面，積累了不少研究成果。

幾乎與此同時，油畫領域的理論與實踐探索也十分活躍。從西方傳播到我國的油畫藝術，如何扎根于中國土壤，表現中國人的思想情感和審美趣味，是包括不少從西方游學歸來的中國油畫家們一直思考和探索的問題。在藝術實踐上頗有建樹的中央美院教授董希文，明確提出中國油畫“民族化”的主張，他認為，來自西方的油畫技藝在中國生長，必然會和中國傳統文化與現實社會情景交融，產生具有中國文化精神和藝術風采的新體格。董希文主張，中國油畫家認真學習和掌握西方油畫的結構造型和色彩，在此基礎上使其與傳統中國畫的寫意精神與技巧相融合，探索油畫的“中國氣派”。董希文的卓越藝術見解以及他的《開國大典》《春到西藏》等具有民族審美特點的代表作，有力推動了中國油畫的發展。油畫“民族化”的理論，之所以至今仍然為中國美術界樂此不疲地關注和討論，因為它關系到我們引進外來的新美術品類，如何轉化為本民族的文化載體這一具有長遠意義的課題。

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美術理論界的領軍人物王朝聞，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毛澤東文藝思想基本原則，針對美術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發表了一系列具有創造性的見解，啟發藝術家們嚴格遵循藝術規律和原理，從事理論研究和創作實踐。他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喜聞樂見——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引導藝術家們既要尊重群眾的欣賞習慣，滿足他們的審美需求，使他們喜聞樂見，更要使他們的思想情感和審美水平在欣賞過程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王朝聞認為，藝術在大眾中傳播，是在“適應”對象審美需求時達到“征服”，即提高他們審美能力的目的。“在適應中征服”理論，從另一個角度進一步論證了藝術創作普及與提高的辯證關系，不僅在當時厘清和提高了廣大美術工作者的認識，而且至今仍對我們正確處理藝術創作與大眾審美的關系有指導意義。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國美術理論家對于藝術形式美、意象美、抽象美、人體美的研究，對于寫實藝術歷史、現狀的梳理及其未來發展前景的探討，廓清了美術界對藝術表現方法和手段狹隘的認識，破除了美術創作中的一些禁錮，提高了美術界對藝術多樣化的認識。

改革開放擴大了美術工作者的視野，也使他們遇到新問題，那就是如何正確對待西方現代藝術的沖擊，以及如何評價20世紀以來我國美術創作的成就。理論家們肩負著系統介紹與我們長期隔絕的西方現代藝術發展歷程，分析其成敗得失的任務，引導人們既不閉關自守，視而不見，也不邯鄲學步，盲目追隨。80年代中期，由不少青年美術家參與的“新潮”美術活動，促使我國美術界思考如何處理古今中外美術關系的問題。通過討論，大家逐步認識到，我們應適當借鑒西方現代藝術的創新觀念和技巧，舍棄其背離藝術規律的傳統虛無觀念。在借鑒的方法上，我們以縱的吸收為主，橫的移植為輔。中國美術要走向現代，立足世界，必須扎根本民族文化傳統，拓寬國際藝術視野，面向現實生活，走自己的路。

在如何走自己的路這個問題上，美術理論界從深入研究中國近現代美術史和古代美術史兩個方面著手，探尋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生生不息地傳承和發揚的途徑。在90年代上半期，理論家們多次舉行學術會議，討論20世紀傳統中國畫藝術大師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等人的藝術成就，并同時對在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的京津畫派、海上畫派、新金陵畫派、長安畫派、嶺南畫派等做深入研究，正確認識和評價中國畫走過的這段充滿艱辛探索和光輝成就的道路。由王朝聞主編、許多中青年美術史家參與撰寫的12卷本《中國美術史》和一些中國斷代美術史以及中國古代畫論的出版，均為美術界正確理解中國現代美術前進之路提供了重要依據。理論界梳理“五四”以來中國美術萌發和生長出民族風采的現代性特征，發現中國藝術的現代之路應該是在觀照社會現實、傍依傳統和結合國際視野基礎上產生的，它絕不是西方現代藝術的翻版。這場有關中國藝術現代性的討論，極大增強了美術工作者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為美術事業發展指明方向，美術理論研究和實踐創新，也有了更明確的目標。美術界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指引下，堅定文化自信，堅持“與時代同步伐、以人民為中心、以精品奉獻人民、用明德引領風尚”。經過對中國古代和近現代藝術創造價值的反復學習和研究，以及對中國現代藝術方向的探討，美術理論家們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系列重要論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扎根民族文化傳統、面向現實生活的美術理論研究和創作實踐也取得更新成果。密切聯系人民大眾審美需求和美術創作實踐的求實作風得到進一步發揚，新中國美術史、新中國美術家系列、古代畫論翻譯工程、20世紀中國美術史等一系列研究展開，關于中華美學體系、中國當代美術評價體系，有了更深入的探討、更明確的認識。對美術理論研究做出貢獻的不僅有專業美術理論家，還有許多實踐經驗豐富的創作者；一些從事哲學、文學和其他藝術學科專家發表的論著，特別是其中涉及中國美術史論的論述，也對美術理論研究的推進發揮了積極作用。從國外古典和現當代藝術理論研究中批判地吸收其成果，也啟發了我們對世界和自身的認識，為思考和研究提供了新資源。

中國美術理論界任重道遠。新時代，理論家們應當更認真地面向現實，更深入地研究歷史，更緊密地聯系實際，嚴格遵循藝術規律，為繁榮具有時代特色和民族風采的中國美術做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