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最艱巨的任務之一就是農村人口脫貧。農村相對貧窮現狀是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短板所在。自黨中央決定展開扶貧開發工作的決策之后，全國范圍內展開了對部分農村掉隊群眾幫扶活動，精準扶貧也為整個扶貧開發工作開創了新局面。

精準扶貧多角度、全方位、多重模式相結合

精準扶貧，是從扶貧工作者角度的表述，脫貧是從貧困者角度的表述，如何發揮二者的積極主動性，實現幫扶者與被幫扶者之間的正效應，盡快地實現脫貧目標，理解精準扶貧的內涵是必要的。

相對于過去的粗放式點線面全面抓的扶貧方式，精準扶貧更能夠從“點”上解決部分農村人口貧窮問題。在行政考核方面，也更高效、更直接地反映扶貧工作人員是否進行了有效的工作。這個“點”可以理解為個人、家庭、村莊、鄉鎮等，理解“點”的關鍵在于扶貧工作要有的放矢，強調目標性。同時，也不可忽略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的表述，這是精準扶貧這個“點”能夠收到成效的前提和關鍵。

因此，精準扶貧實際上是一種著力于目標群體的多角度、全方位、多重模式相結合的扶貧方式，比原來更講究體系化、實效化，也更科學化。

對于精準扶貧的理解，不應當停留在字面的表述上，精準扶貧不代表唯一的“點”對“點”，而是多角度的、全方位的“點”對“點”。

行政管轄忽視而導致的村落邊緣化

村落邊緣和村落邊緣化是兩個概念。關于村落邊緣的學術限定，國內外學者都進行了相關規范研究。比如馬林諾夫斯基、布朗、普里查德等人，在研究村落時，所選擇的研究區域是相對封閉的部落社會。而費孝通、林耀華等學者所選擇的考察區域基本是明確的村莊。村落邊緣的概念給扶貧工作的啟示在于，對于扶貧區域的確立需要限定在一個小而明確的社會單元來進行，這樣比較符合體系化的扶貧工作的實際。同時，在對作為被扶貧的社會單元進行調研時，應考慮它是否能為扶貧工作提供較完整的切片，這樣才能更科學地制定扶貧方案、開展扶貧工作。

村落邊緣化的概念伴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而不斷發展變化。“邊緣化”一詞來源于弗里德曼的“邊緣理論”，該理論認為任何區域的空間系統都可分解成中心與外圍兩個子系統，中心系統由于條件優越、效益高，往往導致生產要素聚集，外圍系統就會逐步被邊緣化。這樣的趨勢在城市文明演變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當一個發展中的城市，由于物質、資源、政策等要素聚集后，城市外圍的農村就被嚴重邊緣化。如果能很好地理解這一點，就不會對經濟高速發展的城市周邊卻伴隨著農村日益貧瘠的現象感到詫異。這類村落邊緣化并非會一直持續下去，隨著城市文明的發展，如果城市發展缺乏科學的規劃，就會導致成本的上漲、環境的惡化，進而引發資源、人才、技術等向外圍空間子系統擴散，從而原來處于邊緣化的村落被中心化，但新的被邊緣化的社會單元又會出現。城中村、近郊村、遠郊村及城鄉二元結構的表述等，本質上都是依附村落邊緣、村落邊緣化及城市文明演變而出現的概念。

比城市文明發展過程中導致的村落邊緣化更為嚴重的是，由于行政管轄權忽視或交叉而導致的村落邊緣化現象，這種情況往往是因為村落所處的地域問題引起的。在這種村落開展扶貧工作相對困難，需要兩個甚至多個主要行政管轄單元來共同推進。如果方法不當，不僅難以實現扶貧工作預計的效果，還會激發新矛盾或者導致新問題出現。扶貧開發工作實際就是在貧窮的舊系統中注入新活力因素，但往往會由于舊系統不適應而導致排斥現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