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要素在于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發展水平。在一個窮國經濟增長的初期,必須具備相當規模的勞動力、初始資本積累或者外來資本的支持以及一定的技術條件。在當前的經濟發展條件下,發展中國家通常具備了充沛的勞動力資源,技術條件也很容易獲得,因此如何積累資本和吸引外來資本推動經濟增長成為了經濟騰飛的關鍵因素。

在經濟發展的早期,經濟增長與工業化是同義詞。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還沒有出現一個主要經濟體不經過工業化直接現代化的例子,除非是一些小的城邦經濟體。二戰前的主要強國不用說都是工業巨獸,當時衡量國力的簡單指標就是鋼鐵產量。二戰以后世界進入了和平發展和競爭的新時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使得服務業在經濟結構中的作用越來越舉足輕重。即便如此,所有的落后經濟體鯉魚跳龍門的例子都是踏踏實實工業化的結果。日本如此,韓國如此,中國也是如此。

在當今時代,富國俱樂部越來越自我強化,留給窮國機會越來越少,窮國要想躋身富國可謂難上加難。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似乎現在窮國能夠翻身只有華山一條路,就是踏踏實實工業化。發達國家雖然全面領先,但是人工成本必然非常昂貴。而直到今天,低端制造業依然需要大量使用初級產業工人,在這些低端制造業領域窮國反而比富國更具有成本優勢。因此出于最大化利潤考慮,發達國家必然需要把低端制造業轉移到窮國生產,這就是所謂的“外包”。而窮國在承接了發達國家轉移的低端制造業以后,必然要相應地改善基礎設施、提高配套水平,甚至增加技術培訓、提高公共服務,從此邁上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道路。在踏實生產低端產品的過程中,窮國逐步積累了技術水平、管理能力和專業人才,必然會逐步往產業鏈上游轉移,勞動者收入也逐步提高,教育水平相應提高,中高端工業化就會水到渠成。

仔細考察東亞經濟體成功工業化道路,莫不如此。在東亞經濟體,我們把這樣的道路叫做“東亞雁行模式”,日本是領頭的大雁。在上世紀50年代,日本也是從紡織業這樣的低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起步,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向汽車、機械、電子行業邁進,同時將低端產業轉移到韓國和臺灣。韓國與臺灣經過十多年低端工業化,在80年代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開始逐步往高端產業邁進,同時將低端制造業轉移到中國大陸沿海地區。30年改革開放篳路藍縷,中國在本世紀前十年一舉成為世界工廠,走上了持續工業化的增長道路。

拉美一些國家在上世紀80年代也曾經取得了快速的經濟發展。智利、阿根廷等國人均GDP已經超越一萬美元,達到或接近了富國俱樂部的入門標準。但是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危機,這些國家最終還是沒有躋身富國俱樂部。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沒有踏踏實實進行工業化,經濟結構依然是資源主導型的。資源出口型經濟增長受制于人,對經濟波動的承受能力較差,無法實現持續經濟增長。

東南亞的幾個國家,例如泰國、馬來西亞等,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一度實現了快速的工業化,但是當中國開始工業化起飛時,外資迅速流入中國,這些國家在與中國的競爭中迅速敗下陣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損失慘重,之后工業化停滯不前。直到今天,泰國居然搖身一變成為了旅游國家。而馬來西亞剛剛開始新一輪工業化,這是因為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的中高級階段,開始向周邊國家轉移低端制造業。這給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帶來機會。

衡量工業化階段的一個簡單指標就是看制造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份額。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我國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我國制造業增加值一度達到GDP的50%。近幾年來隨著我國現代服務業的快速崛起,其份額迅速上升至接近50%,但制造業占GDP的份額依然保持在40%以上。農業增加值迅速下降到GDP的10%左右。如果以官方匯率計算,當前中國的GDP大約是美國的三分之二左右。如果以實際購買力折算,根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算,我國的GDP已經超越了美國。

如果我們只比較工業增加值,不管以官方匯率還是以實際購買力折算,我國的工業增加值早已超越美國。我國是當之無愧的世界最大的工業化國家。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就是最強的工業化國家,因為在制造業內部的產業結構梯隊中,我國目前依然處在從低端向中端轉變的關鍵時期,而美國、德國、日本等工業化強國牢牢占據工業王國的皇冠。中國的工業化依然任重道遠,切不可偏離工業化道路盲目追求服務業。(顏色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