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出版還有改善空間

復譯與首譯嚴重失衡的傾向，在短時間內很難扭轉，因為市場價值在譯者收益問題上的主導地位難以改變。但輿論環境是可以改善的，有三點我認為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其一，盡管當下翻譯類獎項、政府及各種中外機構對于外國文學出版的資助并不算多，但仍然能發揮一定的引導作用。這些獎項和資助應該最大程度地向現當代作品的首譯本傾斜，奠定一位譯者聲譽的最重要參數應該是他在首譯本或者高難度復譯上取得的成就。這也許可以成為彌補兩者之間落差的調節手段。其二，高校教師、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等是文學翻譯的主力軍，如果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能將文學翻譯尤其是現當代重要作品的翻譯也計入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之中，勢必能吸引更多人投身其中。以符合學術標準的方式翻譯一部有分量的文學作品，其難度和意義絕對不遜于撰寫一部有創見的學術專著，理應得到更多的學術肯定。其三，在這樣的語境中，相關媒體和有識之士應該形成共識，把有限的宣傳資源更多地用于雪中送炭而非錦上添花，明星作家譯的《飛鳥集》，在翻譯的長遠價值上，遠不及那些默默無聞啃著硬骨頭的年輕人，或者仍在致力于填補古典文學空白的老翻譯家。這些硬骨頭和空白包括品欽、奧登、羅斯、厄普代克，包括布羅茨基、喬伊斯、普魯斯特，等等。他們都是文學版圖上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們有責任補上去。

市場的失衡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我們的文學翻譯出版“請進來”的工作，在質量上還未達到理想狀態，尤其在結構上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我們的普通讀者甚至出版界一般從業人員對世界文壇的了解仍然是比較表象和片面的。比如說，讀者對于西方名著，尤其是19世紀以后的經典著作的印象，往往還停留在當年蘇俄制定的標準，我們印象中一流作品的書單，與世界文壇的主流仍然缺少足夠的重合度；再比如，我們對于世界文壇的了解受語種局限很大，一些小語種的文學作品，無論在市場上還是在文學批評界的視野中，都處于相當弱勢的地位；那些能真正代表外國文學水準、能給本土作家帶來啟迪的嚴肅文學作品，由于曲高和寡，仍然有相當數量的應該介紹但沒有被譯介到我國，等等。

促進“請進來”“走出去”同頻共振

毫無疑問，“請進來”的專業化之路是一條挑戰與機遇并存的道路。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的譯介作品數量呈幾何級數增加，懂外語的人口也以幾何級數增加。比之從前，現在的讀者直接從國外接受的信息要快捷得多，因而翻譯出版市場的動態變化也與世界潮流越來越接軌，對于國際文學獎項以及世界各大圖書排行榜的反應，比以前迅速得多。信息溝通的“提速”，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又產生了某種聚合效應，使得我們現在的翻譯出版市場，與國外的“時間差”在逐漸縮小。借鑒發達國家針對各個門類、各種讀者的細分市場機制，我們在外國文學市場上專業化的運作漸漸有了優勢，專業人士對于價值的判定與讀者口味的吻合度也漸漸有了提高，各種外國文學分支類型的讀者，無論是嚴肅文學的還是通俗文學的，在數量上都有提升，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口味比以前更理性，也更容易把握規律。說得簡單點，當我們推出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時候，我們比以前更清楚地知道，讀者在哪里，他們需要的是怎樣的內容和包裝，翻譯出版的底氣更足了。這種底氣與我們自身的成熟有關，也與讀者接受度的成長有關。

而專業化的“請進來”，將為更有效的“走出去”奠定基礎。“請進來”與“走出去”其實是一個互相促進、不可分割的整體，在很多層面上，保證高水平（即質量比數量更重要）的“請進來”，正是促進“走出去”順利進行的先決條件。長遠地看，中國的作家、編輯和讀者更多更快地接觸到真正能代表國際水準的外國作品和作家，中國才有可能形成堅實的、受到世界主流文壇認可的文學土壤，才有可能誕生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好作家好作品，才有可能讓更多的世界文學評論家研究中國文學和漢語言文化，這樣的“走出去”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才有可能最終變為“請出去”。日本近代以來不斷涌現世界級別的作家，就是與該國常年大量引進國外文學作品，實現各個層面的廣泛交流，密切相關。

當然，這里的“請進來”并不僅僅等同于購買版權引進作品，還包括在此過程中，通過與外方出版機構、代理機構深度合作，研究、借鑒、發展文學代理人制度，實施多層次、個性化的專業資助計劃等方式，實現從業人員對于國際通行的版權貿易模式的逐漸熟悉、接受和學習，也包括多種文化在交流中達成的碰撞、交融和默契。而文學，從特性上來說，正是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才能充分傳達其精髓的高級藝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