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是一項孤獨的工作。一盞燈,一本書,指尖在電腦上敲出一個個字符……這樣的日子往往長達一年甚至數年。然而,這艱難當中又夾雜著不期而遇的驚喜,其中的美好,又難與外人道。

說起我和西蒙作品的結緣,是在十年之前的法國。當時我選擇了西蒙作為博士研究的對象之一。法國作家西蒙不是一位大眾作家。他生前不愛熱鬧,一生大部分時間隱居在南部的葡萄園里,再加上他的寫作總是和“新小說”“形式寫作”“先鋒派”這些字眼聯系在一起,所以給人很難懂的感覺。這確實不假,但也造成了很多誤解,讓不少讀者對他望而卻步。包括我自己,一開始讀到的是一種全然陌生的小說樣式,只覺得枯燥無味,苦不堪言。慢慢地,也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我發現那些白紙上無聲的黑字開始像法國哲學家朗西埃所說的那樣“和我說話了”。西蒙其實是一位特別溫暖的作家,他筆下對時間、生死、自然、人世的思考具有直指人心的感染力。他的散文體行文非常優美,富有樂感、畫感和詩意,是法語語言的大師,一旦真正讀上就再難以釋手了。把這樣的作品翻譯成中文是什么樣的體驗?有時候,是作品引誘了譯者。

翻譯《刺槐樹》,其實也有另一層愿望,那就是讓更多的讀者能夠與西蒙相遇。當時我和伽利馬出版社“七星書庫”《西蒙作品選》的主編阿拉斯泰·鄧肯教授談到這個話題,我問他:“如果要向外國讀者介紹西蒙,您首先會選擇他的哪部作品?”他說他會選《弗蘭德公路》和《刺槐樹》。我深表同意,因為這兩部作品集合了西蒙一生寫作的重大主題,敘事性較強,可讀性也較高。《弗蘭德公路》已經在20世紀80年代由復旦大學已故的林秀清老師譯成中文,于是我就選擇了《刺槐樹》。

這之前,西蒙作品已有6部中譯。他是幸運的,在中國遇到的是像林秀清、余中先、馬振騁這樣優秀的翻譯家。翻譯《刺槐樹》,我本有些惶恐,但同時亦感到冥冥中我和這些譯界的前輩有著某種默契。他們是我的良師益友,我也在翻譯的過程中借鑒了他們對西蒙作品中長句、人稱代詞和標點等的處理方法。林老師是我國第一位在國外獲得比較文學學位的女博士,對西蒙有深入的研究。她的譯筆具有女性特有的細膩,很好地還原了《弗蘭德公路》的意識流風格。我對林老師神往很久,遺憾的是她已經在2001年離世了。余老師翻譯過西蒙的三部作品,聽說另有一部待出版。我記得他在《有軌電車》的譯后記中曾斬釘截鐵地表示對西蒙作品中涉及性愛的文字不作任何刪改或軟化處理。當時讀到,不禁拍手叫好。馬老師是2014年傅雷獎得主,在他眾多的譯著中有一本是西蒙的《大酒店》。我曾專程拜訪過他,看到他從事翻譯的工作臺、一旁休息的小沙發和線條優美的大落地燈,有一種朝圣的感覺:原來這里就是那些優美文字的誕生之處啊!

那么,翻譯西蒙究竟是什么感覺?“當然很難啦!”西蒙的英語譯者約翰·弗萊徹已經替所有譯者做出了回答。西蒙是以語言的創新著稱于世的。他的句子在法語語法和句法規范下是完全成立又自成風格的,但要將它們在中文的語言規范里進行轉化卻是對譯者的極大挑戰。我先前雖對西蒙的作品有過比較深入的研究,但在實踐中發現評論西蒙和翻譯西蒙完全不是一回事!西蒙的句子常常由現在分詞連接而成,綿長得簡直沒有盡頭,但中文里沒有這種結構,就需要對長句進行斷句,有些標點的運用也要重新調整。另外,在這部作品中西蒙對括號的使用毫無節制,那么括號內外的內容也要在組句的時候做一些處理,想辦法保持它們之間的連貫性。我在法國曾聽戲劇演員讓-馬克·布爾讀西蒙的作品,那真是耳朵的一種享受,所以我希望中文譯文讀起來也能朗朗上口,跟原文一樣帶有節奏感和音樂感。這很難,作為譯者有時候會覺得非常沮喪……但當我得知西蒙的俄文譯者阿萊克謝·維什尼亞科夫為了翻譯和出版西蒙的《風》和《草》已經默默耕耘了十年,我又覺得自己的努力實在算不了什么。同時,其實翻譯的過程也充滿了樂趣。我會發現,中文和西蒙筆下的法語一樣具有無限的延展性,一開始覺得不可譯的東西,后來找到合適的處理方法,甚至覺得效果還不錯,這種“玩弄”語言的感覺非常好。借由翻譯我竟與自己的母語也進行了一次驀然回首的久別重逢,這又是不經意的收獲。

法國的一些西蒙學界的同仁通過Google Alerts得知了《刺槐樹》譯文獲傅雷翻譯獎的消息,紛紛來信祝賀。翻譯雖是譯者的孤獨之事,但它也是文化的旅程。它縮短了地域和心靈之間的距離,令原本陌生的人們能夠借由文字發出會心一笑,這真是一場最美麗的邂逅。

(作者系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比較文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法語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