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逃追贓在路上

制度發力提升國際法治形象

雖然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但追逃追贓任務依然繁重。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截至2017年3月31日，尚有涉嫌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的外逃出境的國家工作人員365人，失蹤不知去向的國家工作人員581人，共計946人。這些外逃人員有的在“紅色通緝令”公布后變換身份、躲避追捕；有的深居簡出、不再露面；有的投案猶豫、決心難下；有的執迷不悟、負隅頑抗。

4月27日，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辦公室發布公告，公開部分外逃人員藏匿線索，22名外逃人員目前可能居住地被公開曝光。輿論稱，公告外逃人員藏匿線索宣誓了我國反腐敗國際追逃的堅強決心，這將有助于國際社會對中國追逃追贓工作的進一步理解與支持，有利于國際主體間達成反腐合作的政治意愿。

就在緊鑼密鼓開展追逃追贓集中行動的同時，學者也提出了積極的建議，力求從制度上和源頭上解決一些深層次的法律問題。

勸返，作為引渡替代措施的一種，在我國境外追逃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14年10月10日，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外交部聯合發布的《關于敦促在逃境外經濟犯罪人員投案自首的通告》宣布了關于在逃人員投案自首的政策標準。但是，在黃風看來，通告對于逃往境外人員所處的一些特殊情況以及“勸返”的特殊作用應該考慮更充分一些，力求能夠為境外追逃中的“勸返”提供明確、有效和穩定的法律和政策依據。

為此，黃風建議，要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和細化境外人員自首的特殊認定標準。明確標準，可以使“勸返”工作更加有據可依，使向那些顧慮重重的外逃人員所作出的寬大性承諾更加具有可信性和有效性，進而感召、鼓勵更多的外逃人員回國投案。

“只要在相關的法律程序終結前表示自愿接受引渡或者遣返，從而使得境外相關審查程序終止、簡化或者提前完成，確保了引渡、遣返或移交的實現，并且回國后如實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實的，應當視為自首。”黃風建議。

如何進一步充分發揮“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應有作用，也引發學者的關注。

記者了解到，自引進“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以來，為追繳外逃人員的資產而適用此程序的審判活動并不多見。在近期由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舉行的“不經定罪的沒收”研討會上，不少專家提出了“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降低檢方證明標準的建議。

學者認為，在沒收與定罪“一攬子”處理思維定式的束縛下，現行仍要求在行使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中，首先要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實施了貪污賄賂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并且要求達到“高度可能”的程度，從而出現因證明標準過高導致無法進入申請沒收程序或者面臨申請被裁定駁回的情形。

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刑事法律制度的誤解和偏見，也是開展追逃追贓國際合作工作時應重點解決的問題。有觀點認為，賴昌星之所以能滯留加拿大十余年，主要原因就在于加拿大方面對我國刑事司法制度公正性的疑慮與擔心。

“即使我們把證明中國刑事司法制度進步的相關立法擺到他們面前，他們有可能還是會頑固地認為司法實踐和立法規定可能存在較大差距，僅僅立法規定難以說明問題。”以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院長趙秉志教授2001年在加拿大賴昌星案件聆訊庭上作證的經歷為例，張磊向記者介紹了現實的困境。

酒香也怕巷子深。為此，張磊建議，適當的宣傳對于扭轉他國對我國國際法治形象的偏見具有重要作用。“比如，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后，我國政府就及時向社會宣傳對于依法治國方略的全面部署，引發外媒的廣泛報道與肯定，對于向世界展現我國刑事法治建設成績，完善國際法治形象，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張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