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沒人能想到，當年的“紅腰帶”能一路延長到北京。

有好幾次，他都以為自己已經沖在了最前面。甚至在背上母親用編織袋做成的背包、走出村莊的那一刻，他就覺得自己已經成功了。

這些“成功”的天花板不斷被現實打破，他一次次意識到，自己面前永遠有一堵更高的墻，墻外是更大的世界。

在長治一家汽車配件廠當臨時工的時候，他是廠里最賣力的，當時只有一個去北京當保安的名額，就落到了他的頭上。在保安培訓基地時，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被分到北大保安隊的一班，三個月后，就當上了班長。

他終于擁有了自己買的新衣服，那是一件花了8塊錢在地攤上買的白襯衣。對于每月工資幾十塊錢的他來說，這是最昂貴的東西，只有最重要、最干凈的場合才會穿，洗衣粉都比別的衣服多用一點。

他穿著這件白襯衣坐上了去北京的大巴，又穿著它走進了考上北大后的第一次課堂。但是在那里，即使穿著那件最寶貝的白襯衣，他也不敢跟任何人講話。

“有時候除了努力，我們沒有更好的辦法。”在最近一次全校講話中，他對著幾百名師生說。臺下的學生們齊刷刷地仰著臉。他們穿著軍綠色的制服和迷彩服，像極了張俊成當年的保安制服。看著他們，張俊成仿佛看到了當初的自己。

這個“報告廳”其實就是學校的食堂，玻璃窗框上的綠色油漆已經剝落，舞臺的前端坑洼不平。而坐在這里的一些學生家里，寫“福”字只用得起白紙，墻面跟地面都是灰黃的。學校貧困生的比例為10%，每到過年過節，張俊成總會組織老師為他們送去米、面和油。

“這些東西也許就能讓他們過好一個春節。”他想起自己小時候過春節，慶祝的方式就是喝到一碗肉湯。

現在，他要帶著800多名學生活出更好的人生。從北大畢業回鄉時，他帶回了整整3麻袋的書，每到一處職業學校工作，就會把這些書都帶過去。很多書都是北大的教授推薦的。

在北大上課的日子，他會陪著老教授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聽對方講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也會接過教授開的書單，去地攤上一本一本地翻。“月底如果剩下三四十塊錢，可能會都用來買書。”他把一本名為《書祭》的小說反復看了好多遍，里邊的主人公需要每天拾糞，卻經常趴在教室窗外偷聽上課。他覺得這個人像極了自己。

那些書跟著他擠上了從北京回鄉的火車，如今在一間圖書室里，跟6種報紙、四五萬本書放在一起。那是他為學生們打造的“外面的世界”。一次大雨，他擔心圖書被淋濕，在半夜兩點趕到了學校。

他把學校當作一個“軍事訓練場”，早上五點五十分，他會準時來到學校，等著跟學生們一起跑操，檢查要求疊成“豆腐塊”的被子。每天晚上，他要花兩個小時在17間教室來回走動，看著學生們上晚自習。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學校在儀器設備上的投資已經上千萬元。在今年即將開始的招生中，他將計劃招收人數擴大到600多人，并堅持著最初的想法：“辦學校并不是為了營利，學生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的張俊成似乎很少跟“落后”扯上關系了。甚至他的每一天都是從前一天晚上開始的。每天睡前，他會把第二天每個小時的日程都安排好。他最新的計劃是，10年之內成立長治第一所民辦大學。

距離當年那場高考已經有22年了。對他而言，那并非實現人生跨越的唯一方式，卻是“必經之路”。有時他會想，如果當時自己做保安時沒有被分到北大，也許人生就是另一種光景。但他不愿意把自己簡單地概括為一個“幸運者”，他認為自己是“實干階層”中的“努力者”。

盡管他的“成功”很多時候只是一種個例。在他帶過的職校生中，能夠“出人頭地”的大概占30%。但他認為這個社會是完全公平的，“從來沒有人會阻攔你努力”。他的辦公室有一張匾額，上面寫著“天道酬勤”。至于自卑，那是“自己看不起自己”。

在他之后，有許多人曾經或者正在復制他的“成功模式”，包括自己在職校的學生。那位學生被他送到北大保安隊，也通過成人高考考上了北大行政管理學院。

張俊成為學生感到高興，卻并不覺得自己的人生可以成為一種固定的模式，“每人都有自己的成長軌跡，而我也只不過是個平凡人罷了”。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玄增星 陳軼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