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再分配政策增強經濟發展的共享性

總體而言，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疾風暴雨式的勞動參與率擴大和收入增長階段已經過去，提高居民生活質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更多地需要靠再分配政策，把人口意義上的中間群體轉化為經濟社會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以增強經濟發展的共享性，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供給，改善收入分配狀況。

國際上在這方面有很多教訓。在那些忽視再分配政策，任由勞動力市場制度退化的國家，收入分配惡化，經濟社會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反而減少。這也正是一些國家給民粹主義政府上臺機會的原因。

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全球化，本身無疑都是有益的社會進步的過程，但是，這些過程同樣都不會自動產生涓流效應，不能自然而然保證每個人群自動均等獲益。因此，再分配政策首先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政策取向。另外，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再分配的力度應與時俱進，社會保護體系應更加完善，政府政策在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中的作用應有所增強。這是一個具有規律性的政策演變趨勢，是形成和鞏固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

這里所說的再分配政策，同時包括狹義和廣義的社會政策概念。首先是指對收入進行再分配的政策，諸如具有累進性質的稅收政策等。

更重要的是廣義再分配政策，包括保護財產權和調動每個群體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推進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體制改革，實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以及形成針對各個特殊人群的扶助政策體系。這類政策的共同特點是具有較強的外部性，看似不能從市場上得到直接的回報，然而，如果不是從單個的參與者或局部著眼，而是中國經濟和社會整體來看，政策紅利則十分顯著。

第一，實施這些政策產生的結果，直接服務于發展的目的。正如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不能僅僅用國內生產總值度量一樣，一個家庭的幸福感也不單純表現在收入水平上。以政府為主提供的公共產品，特別是基本公共產品，可以同時在社會整體和個體兩個層面，增進公平公正，增強經濟和社會安全感，拓展惠及每個家庭和個人的發展空間，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偉大目標中體現“全面”的關鍵。

第二，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如果從社會回報而非私人回報角度著眼，這類政策的實施，最終都能分別從供給側和需求側獲得實實在在的改革紅利。我們用一個旨在提高幼兒認知能力的政策游說例子，說明這個道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海克曼，在20世紀90年代曾經登門造訪同為經濟學家的財政部官員薩默斯，請求政府為貧困家庭3-4歲兒童的早期教育埋單。海克曼認為這項公共政策中，政府支出的每一分錢都會以加倍的幅度得到回報。他可以如此理直氣壯，因為他所依據的是得到充分檢驗的教育經濟學規律：相比其他教育階段，學前教育具有最高的社會回報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