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會”的基本含義，指藝術家在不可預知的自然、情境等客體邂逅觸遇中獲得靈感，創作出充滿生機而又不可重復的藝術。“興會”作為美學范疇，最早出現在《莊子》中，《莊子·大宗師》中云：“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說的是，眾人與“真人”相比，困擾日深，嗜欲深重，所以難得與自然之理“興會”。南北朝時期顏之推《顏氏家訓》提出“標舉興會，引發性靈”，較早明確地提出這一專屬概念。晉陸機《文賦》中開始對此做完善的闡述：“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齒。”“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知夫開塞之所由也。”這里的“應感之會”與現今“興會”意思完全相同，揭示了“興會”作為創作最佳契機的內涵特征。

而就書法藝術來講，“興會”內涵較為寬泛，表現程度也有深淺之不同。一是以“不經意”“猝然”“忽然”“觸遇”等形式表現，反映書家在某個時段在某個地域突然欲書，在創作境遇上有著明顯的“興會”特征。唐孫過庭《書譜》言之較詳：“偶然欲書，五合也。”“加以糜蠧不傳，搜秘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樂覙縷。”

二是以情適意合、心手相應、興致勃發等情形表現，反映書家情感與思維在與外在物象變化感觸中，一揮而就，形成難以重復的藝術佳構。漢蔡邕《筆論》“默坐靜思，隨意所適”，晉衛夫人《筆陣圖》“心存委曲，每為一字，各象其形”說的都是創作時書家要任憑想象馳騁，思維激活，使才情充分高揚。晉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中：“夫欲書者，先干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手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后作書”，表明書法要注重與時境“興會”，書法創作的前奏熱身的漲衰，不但是區別藝術品和實用品的標志，而且預示著藝術創作的成敗，意味著作品藝術價值的高低，所以歷代書家篤重書法藝術前的境遇之具備，唐歐陽詢《八訣》“澄神靜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說得更加形象化，書家對紛紜變幻的物態萬象要有所應和，爽然赴約才能領悟其真諦。

三是以“感物通神”“天賦靈動”等特征表現，創作出書法中的“逸品”“神品”，這是“興會”的高端表現形式。其深層含義在于表明書法與其他藝術在思維方式上的思維差異。何時何地書家的心靈受到外物的感召，興發起創作沖動，不可預設也不可以假定。

“興會”取決于書家與客體的契合

書法藝術得益于書家心與物相契的過程。在創作過程中，自然萬物與宇宙人生對書家的影響，是一種潤物無聲、熟視無睹的潛意識存在，只有書家的主觀情感與客觀外物產生了某種契合，才有可能情思波動，感情激越，創造力空前，出現“興會”之機。所以“興會”并非指實體性的范疇，而是表達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性范疇。“興”表現出書家情感的奔放無羈、天馬行空、致高神逸；“會”則表明書家將周遭時際、物象與藝術的積累籠聚于胸。要么以情興物，自身的感情對外物有所寄托；要么物以情觀，外物對自身感情有所寓懷。當然，心與物契，內與外符的向度和強度、力度會迥然相異，亦即書家與外物的情感體驗關系，會由于不同的觸遇和感應方式而千差萬別。

書法藝術強調心靈和外物必須統一，當心靈和外物驟然“興會”之時，也就是書家靈感女神降臨之時。所以書家特別強調“興會”的作用，南朝王僧虔《筆意贊》把“心忘筆，手忘于書，心手達情，書不忘想”的“興會”心理狀態，看做書家“求之不得”的最高創作境界。

“興會”的審美價值生成

因為“興會”具有不可逆料、無心相求的特質，有鬼斧天成、順其自然之意趣，這就使其美感的生成也踔厲高蹈，情有別致。

書法有無以復制之美。書家在“興會”的作用下，情感得到激發，使自己的技能得到極大的發揮，創造出讓人搖蕩心靈的審美藝術。“興會”現場現時性，是形成書法藝術“無以復制”的最主要因素。書家的情感豐富而多元，可歡樂可喜愛可悲哀可驚恐，就是同屬于悲哀，即使悲哀的原因和性質大致相同，它在不同的書家身上也表現出獨一無二的特征。

“入定”對“興會”有著積極的作用。它使書家從實用功利中解脫出來，書家決不能以實用的目光去觀物取象，而要通過藝術的手段化具象為抽象，從特定的時空中移出物象而觀其抽象的一面，在虛靜專一的心態中，超脫于物象之上，為“興會”來臨做好鋪墊和準備，使物象在抽象之泉的灌注中成為藝術。“入定”的本質，是使書家不滯于形，并賦予物象以內在不息的生命和外在飄忽的神韻，使書家與物象在互為各異的狀態下，達到物我交相契合，從而創作出一個互為親近、物我渾融的形象。

“興會”根植于書家深厚的學養

誠然，書法藝術自然高妙、臻于化境的佳構，往往都是書家與境遇“興會”而成，但這種“興會”并不是隨機而取，想遇即至的，而必須根植于書家深厚的學養。只有書家最大限度地熟練掌握創造技巧、自由運用藝術形式，且具有鮮明的創作個性，才有可能生發“興會”的機緣。如果缺乏深厚藝術修養和豐富藝術創作經驗，不僅不會受到“興會”的青睞，就是與“興會”遇合，也不可能有書法極致藝術的誕生。

首先，“興會”根植于書家的操守。《論語》的“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表達了儒家觀念中人生之“德”與“藝”的關系，特別強調人要修身養性，善養自己的浩然之氣和馨香之德。其次，根植于書家的學問，史上幾近所有的書家都學識豐富，至少在某個方面有特長，可以說都是見多識廣者。再次，根植于書家的游歷與胸懷。書家不能閉門造車，而要走萬里路，交萬邦友。與友交游，盡享山水的樂趣，得之心并寓之酒，游目騁懷，放浪形骸，興懷欲書，是古代書家優雅生活要詣所在。書家在游樂之中，不僅會將世事煩惱拋之腦后，而且可以怡情恣性，激發書家之文思。

宋歐陽修留下千古名作《醉翁亭記》，王羲之留下了百代彪炳的《蘭亭集序》，說的就是書法得之于游樂的盛事。“興會”的彩球只會拋給“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天時，拋給“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境地，拋給“群賢畢至，一斛一詠”的禊友，但絕不會飄向縮之閣樓、不問世事的“書蠹”。唯有書家操守高潔、學識深厚、視野開闊，才能時時有“興會”之機，處處有“興會”之緣，也才能在喧鬧的世界得以看出書法無相的妙意，在欲望洪流中看到書藝清澈雅致的特質，在混亂的秩序中辨析出藝術生命的妙宗與指歸。

（作者為江蘇省教育學會書法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