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禁讓人聯想到藝術創作、藝術家與藝術傳播三者之間的關系以及沃興華這場沒辦卻火了的展覽事件——整個事件從沃興華的一封電子道歉信開始，奇怪的是，為何道歉信中并未指出為何停辦展覽，但大家卻似乎“異口同聲”地把展覽停辦的原因歸結為“丑書”，并引發了一場關于“丑書活該被停辦”的“泄恨黨”，以及所謂“群眾性與無學理性美的專制”的“學術黨”之間的互撕?其實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為何沒辦成卻反而更火?

沃興華是復旦大學書法學科教授，由身份看與江湖雜耍之人有別。但他早先被批“丑書”的帖子，并不及現在沃展沒辦成的道歉信更火。

那么，為何這次為沃興華鳴不平的人比以往沃興華展覽舉辦后說好的人多?或許，沃興華代表一種書法群體或創作導向。如果事實上是被斃了的話，這方面的代表出來鳴不平，重點是為自我的審美主張與藝術實踐鳴不平。另外，一種現象的產生，會給更多想發揮的人一種空間，所以議論者也就多了。當然，書法事件在圈子內外火一把，可能也慢慢證明書法藝術的受眾基數越來越大，這是好事。

另外，社會人更愿意原諒并為提前道歉的人打抱不平，特別是復旦大學書法學科教授這樣身份的人的道歉，比高高在上的官員書法家的形象更親民，所以，沃興華以往展覽舉辦成功的時候，不見得就如現在這種沒有辦成，且先說對不起的形象更讓人生出親近之心。而正是這樣一種不太清楚的道歉，使得公眾在不知真相的情況下，愿意相信，展覽辦不成的原因是有領導對美的專制。所以，在這個互聯網信息傳播速度超級快的媒體時代，群眾轉發微信制造出來的話題，反而火了這場根本沒有舉辦的展覽，而成為一種書壇怪象。

不可否認，古往今來左右書法創作的因素很多。比如唐太宗喜歡大王并極力貶低小王，整個朝野都在投其所好，甚至奉承王羲之若第一，太宗得第二，哪里有“小王”王獻之什么事。再者，政治所用字體與教化作用也是正大光明、氣魄雄偉，所以顏真卿一門忠烈，柳公權“身正筆正”。書法家成長有兩種途徑，從下往上生長的書家，多數情況下是先獲得政治領導的認可，再有藝術創作生命。另一種是從下而向上生長的書家，這種書家在古代相對少，但若形成一定氣候，會引起政治的關注，比如以鄭板橋為首的“揚州八怪”，以及去年故宮舉辦過的“四僧進宮展”。

沃興華這么多年也確實是總被某種丑書現象包裹著，游離于丑書與非丑書之間。對此我們可不做直接定性，但需要反思的一面是：假如人們簡單上用“美”和“丑”來判分一切，加之不懂裝懂的過多，打著“美的專制”與“道德捆綁”的口號來批判所謂的“丑”，難道不應該去補課嗎?

那么，到底何為丑，何為美?像“用筆千古不易”的趙孟頫的美好字，以及董其昌那樣以一個“淡”為核心的藝術倡導，與政治、同行、大眾都左右逢源的很少，因為幾乎每個書家都有自己鮮明的主張：蘇軾的“癩蛤蟆”，黃庭堅的“長槍大戟”“死蛇掛樹”，米芾的“快劍斫陣，強弩千里”，傅山的“四寧四勿”……

最近聽到這樣一個書法名詞，稱日本井上有一這一類書法創作為“民工體”書法，他是完全顛覆書法的書齋實用以及常規之美而成為“丑書”“吼書”“表演體”的代表。且先不去定義美丑與好壞，時間會理解其存在過的理由。其實與書家本身而言，不愿被捆綁、被定義、被規定的書家本身也滿是困惑，困惑是所有不安于現狀人的特征，他要做的是思考并不斷實踐自己的書法創作，證明其實是有可能還有藝術追求的書家。當然，討論的前提是書家本身是否只為博眼球、出風頭而無任何書法之“根”的所謂書家，因為沒有哪個人會認為，書法的自我創造可以完全擺脫傳統。

假如，從大的歷史角度和良好的書法生態環境來想，若是只有“二王”書風、只有趙孟頫，只有顏真卿，那么比較和欣賞的環境就異常單調。雨林中高高低低的植株與植被是一種好的生態，或許真的把藝術環境修剪得如整整齊齊的路邊綠化帶一樣，你是否又覺得索然無味了?

“沒辦成”和“叫停”是兩個概念，一個新聞事件過一段時間便會冷卻下來，對于書法藝術，很多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回答，但每個愛書法的人卻需要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