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率的正當性是為了對沖債務不能償還的風險，所以利率越高，本來就意味著放貸人越難以收回預期貸款。有收取高利的胃口，就該有面對壞債的覺悟。高利貸者并不比他人更多半分使用暴力手段討債的理由。在今日的文明社會，即便是丈夫對妻子、父母對子女采取暴力管教都可能遭到法律的限制，債主顯然并不更具有正當性。

在此之外，各種柔性手段是否能采納，則有待立法者對不同利益的平衡。總體上而言，催討債務的目的是避免債務人能還債而不還，故而讓債務人感受到壓力、不適感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如果令債務人無法正常工作生活(掙錢還債)，則不免涸澤而漁。如每天致電，似乎還算合理；可一天打好幾個，可能就過分了。

在比較法上看，我國香港禁止債務催收機構使用恐嚇手段、在債務人住所外墻張貼海報或涂寫字句，或不斷致電騷擾或在不合情理的時間致電，或騷擾債務人的家人及朋友以追問債務人的下落。我國臺灣也明確規定債務催收機構不得有恐嚇、脅迫、辱罵、騷擾、虛偽、詐欺或誤導債務人或第三人或造成債務人隱私受侵害，不得以影響他人正常居住、就學、工作、營業或生活的騷擾方法催收。美國1977年《公平催收債務法》(Fair Debt Collection Practices Act，2010年被《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修訂)對此限制更嚴，就連討債公司寄明信片給債務人，或在信封上標注有關字樣都不可以。

但上述國家或地區信用文化程度較高。如在美國先消費后寄賬單的方式很常見，付費也往往用的是有待兌現的支票而非現金。美國文化對個人信息和生活安寧的隱私權重視程度遠高于中國。故而，一些在美國不被允許采納的討債方式在中國未嘗不可，比如各地法院的失信人執行系統已經開始在公告欄、公交車載電視中張貼失信人的姓名、照片、住址等身份信息。故而，只要信息不失真、不誤導，普通討債人也應有權以同等強度催收，如以非侮辱性的文句在債務人的住處或工作場所張貼相關信息，但以不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為限。

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法律規制事項是催收人的資格問題。除債權人外，債務催收主體應該專門化、職業化，成為借貸市場中的一環反復博弈者，以促進債務催收的分寸和效果之間平衡能通過不同市場主體的良性競爭實現，進而通過行業自律升級為法律。像美國《公平催債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就是“保證不采取侵犯性債務催收方式的債務催收人不處于競爭劣勢”。如果像現在我國這樣三教九流通過互聯網注冊為催客，只會導致催收主體的逆向淘汰、劣質化甚至涉黑化。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