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民間借貸的非正式性。

民間借貸具有非正式性，可能會存在類似于強買強賣的強行發放高利貸的情形，甚至涉黑錢莊的問題，所以實行利率上限管制，有助于防止其成為具有強迫性的暴利行業。相比之下，商業銀行等正式金融機構的放貸反而沒有利率上限。2004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宣布取消了貸款利率上限、存款利率下限。只不過如前所述，實踐中銀行會主動放棄“高利率、高風險”的業務。但銀行間市場的隔夜拆借利率時有突破年化30%的高數值，如2013年“錢荒”之際。

值得注意的是，規制高利貸的社會邏輯和不規制的金融邏輯之間，存在內在的緊張關系，就像最低工資制度可能導致勞動技能最弱的人被排擠出就業市場一樣。限制最高利率也可能導致信用風險高的人徹底喪失借貸能力。而在發生嚴重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的情況下，用固定利率上限去管制，也會顯得不合理。

故而實踐中，借方如果還期待下一次能借錢的話，往往還是自愿接受比法定更高的利率。一些合法的高利貸也同樣存在，如典當業。19世紀末20世紀初， 美國紐約等大城市的典當行收取了年化高達300%至1000%的借款利率。須知，典當類似于質押貸款，按理來說利率應該比信用貸款低。高利率似乎不合理，卻由于為急需者提供了救急的機會，而甚至被譽為窮人的銀行家(poorman's banker)。我國商務部、公安部2005年《典當管理辦法》規定典當金利率須比照銀行貸款利率，同時允許收取月綜合費率，如動產質押典當的綜合費率可以達到50.4%的年化利率水平。

規制高利貸催收的法律邏輯

高利貸引發社會關注，除了由于高利率約定本身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催收時往往伴隨暴力等令人不安的手段。欠債催收問題當然不限于高利貸領域，但高利貸本息金額高、拖欠多、借方還款能力弱的問題更突出，催收手段也更可能層出不窮。

一個法律的底線，應該是債務催收手段不能使用暴力。《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并沒有對肉體傷害、打罵、侮辱、猥褻、非法拘禁、綁架、限制人身自由、尋釁滋事、擾亂秩序、搶奪或破壞財物、泄露他人隱私的行為限定原因，公安部門就應該以行為的客觀外在表現來判斷是否應該予以介入和采取執法措施，而不能以這些行為源于民商事糾紛而回避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