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困難重重

她們還在維權路上

記者了解到，她們都被拖欠了1萬元以上的工資，對于這兩名來自河南農村的婦女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經過詢問勞動監察部門，仲裁需要提交更多的材料，劉寶紅放棄了仲裁，選擇到法院起訴。但是由于付不起律師費，她又無奈轉回來和月子會所協商。在3月中旬，才勉強拿回了一部分工資，接受了苛刻的條件。

劉曉雨在半個月之后，也選擇了辭職。“辭職的過程更是讓人備受折磨，我被要求在4份文件上簽字，承認是我主動離職，承認我犯了錯誤，承認拖欠和克扣的工資是公司正常處罰的結果，還要保證以后再不為工資的事情和月子會所產生糾紛，自愿放棄所有權利。”這是不公平的，劉曉雨看到這樣的文件，當場嘴唇就紫了，氣得身體發抖。

回憶起兩個多月來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她被一個攝像頭時時刻刻監視著，不是自己的責任，廚房另外一位員工給產婦送多了奶粉，結果自己被罰款200元，而應該承擔責任的員工僅處罰70元。種種不公平的待遇涌上心頭，她傷心落淚。

當天晚上回到住處，劉曉雨一夜沒有合眼，怔怔地望著屋頂，淚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打濕了枕頭。在天津，她找不到傾訴的對象。而她的好姐姐劉寶紅，也奔波在維權的路上，遲遲沒有獲得應該得到的工資，無法分身來安慰和照顧她。

截至目前，劉寶紅仍被拖欠著1000多元的工資，被月子會所脅迫，她簽字放棄這部分權益。用同樣的手法，月子會所將克扣工資變成處罰的形式，劉曉雨也被迫簽字，放棄了3000多元的工資，除此以外還拖欠著3000多元的工資。

記者提出，有沒有想過向工商部門或者衛生部門舉報這家月子會所的食品衛生問題，劉曉雨無奈地說：“我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政府部門。打聽過了，聽說月子會所注冊的是一家健康信息咨詢公司，沒有申領過衛生許可證，另外我們挺擔心，萬一舉報信息泄露，對我們自身的安全造成威脅，我們接下來可能在天津更難生存了。”

現在，姐妹倆還在維權的路上，雖然困難重重，但劉曉雨決定繼續討要那3000多元的工資。目前，她已經應聘到另一家月子會所上班，新的月子會所制度規范，對外來務工人員的管理體現人性化，這讓她感到欣慰。而好姐姐劉寶紅，也在河東區一家餐館找到了新工作。

劉曉雨姐妹倆的遭遇讓人心痛。記者問劉曉雨：“如果以后你再次遇到食品安全問題，還會勇敢地反映嗎？”“會。”她堅定地回答。

二孩政策放開以后，天津一年的新生兒達到13萬名。不少產婦尤其是高齡產婦，選擇接受月子會所的服務，付費高達4萬元-12萬元不等。一些月子會所租賃星級酒店，對外宣稱“衛生、安全、科學、健康”，但是，劉曉雨提醒，月子會所是新生行業，當前缺乏必要的監管手段和行業規范，很多月子會所承諾的服務和實際提供的并不一致，甚至低于一般公共場所的衛生標準。建議產婦們在選擇月子會所時擦亮眼睛，要求查看廚房的衛生狀況和從業人員的資質等。(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