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認定本案“不具有刑事處罰必要性”

201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了再審決定書，指令巴彥淖爾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進行再審。

最高法認為，刑法第225條關于非法經營罪的規定中，第四項“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是在前三項規定明確列舉的三類非法經營行為具體情形的基礎上，規定的一個兜底性條款，在司法實踐中適用該項規定應當特別慎重，相關行為需有法律、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且要具備與前三項規定行為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處罰必要性，嚴格避免將一般的行政違法行為當作刑事犯罪來處理。

同時，最高法還認為，就本案而言，王力軍從糧農處收購玉米賣予糧庫，沒有嚴重擾亂市場秩序，且不具有與刑法第225條規定的非法經營罪前三項行為相當的社會危害性，不具有刑事處罰的必要性。

2017年2月17日，巴彥淖爾中院再審改判王力軍無罪。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敬波認為，原判決顯示，法律制度、審批制度改革和市場的發展相比是滯后的，而糧食收購市場先行一步，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放開了，但審批制度沒有相應的變化，與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也沒有發生變化，于是該案判決引發廣泛關注。

再審宣判無罪，王力軍和辯護人當庭表示，下一步將按照程序申請國家賠償。同時，與案件相關的法官是否會被追責，也成為很多人心中的疑問。

對此，有法律專家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中的明確規定，如案件符合“對法律、法規、規章、司法解釋具體條文的理解和認識不一致，在專業認知范圍內能夠予以合理說明的”“法律修訂或者政策調整的”等情形，導致案件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起再審后被改判的，不得作為錯案進行責任追究。2016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規定》中也明確提出，法官、檢察官非因故意違反法律、法規或者有重大過失導致錯案并造成嚴重后果的，不承擔錯案責任。審理王力軍案的法官是否被追責，要嚴格按照有關法律和規定來認定。

審批制度變更，農民無證收糧違法已成歷史

幾年前，農民糧食經紀人因推動糧食購銷流通，解決農民賣糧難，受到農民歡迎。

來自河北的玉米經紀人李成成，在巴彥淖爾收購玉米已經4年了，他說：“這幾年我身邊大部分糧食經紀人都沒有相關證件，我們收購糧食也是老百姓自愿的，他們知道我們的收購價，糧庫和深加工廠這邊的價格也都是公開的，但是老百姓自己算了一筆賬后，還是覺得讓我們收購更方便實惠。”臨河區本地的糧食經紀人王玉基也說：“大部分農民家距離糧庫、深加工廠都很遠，他們也沒有脫粒機，我們就開著車把機器運到農戶家中，當場脫粒當場運走，農民們都愿意聯系我們。”

“對于淀粉廠來說，糧食經紀人起到了銜接作用，像我們淀粉廠一天需要玉米1500噸左右，如果只靠農民提供，很難滿足需求。在當地玉米不夠的情況下，就需要經紀人從外地運輸，而這些都是本地農民無法辦到的。”巴彥淖爾市巴山淀粉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魏建軍說。

據史永景介紹，2016年，我國取消了玉米臨儲政策。2016年11月，國家糧食局公布了修改后的《糧食收購資格審核管理辦法》，明確規定，農民、糧食經紀人、農貿市場糧食交易者等從事糧食收購活動，無需辦理糧食收購資格。監管權也交由糧食部門，監管糧食收購中的坑農害農、克扣水分、故意壓價等行為。

王力軍非法經營案已塵埃落定，在該案原審判決生效到再審判決改判生效期間，我國農民等個人主體無證收糧構成違法，實際上已走入歷史。

“法庭宣判我無罪，以后我還會繼續收購玉米。”王力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