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內蒙古農民王力軍因無證收購玉米被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臨河區人民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刑一案，記者近日從最高法獲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6日依法指令巴彥淖爾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

事件

農民無證收購玉米入刑遭質疑

據新華社報道，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間，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臨河區腦包鎮農民王力軍，在未經糧食部門許可及工商行政機關核準的情況下，從周邊農戶手中收購玉米，然后陸續賣到巴彥淖爾市糧油公司杭錦后旗分庫。

2016年4月5日，臨河區法院以被告人王力軍沒有辦理糧食經營許可證和工商營業執照而進行糧食收購活動，違反《糧食流通管理條例》相關規定為由，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判處王力軍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

判決作出后，一度引發輿論爭議。

有觀點認為，小麥、玉米等糧食是涉及民生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資源，國家在收購、買賣等環節均有嚴格的專營制度，該農民收購玉米被判刑符合法律法規。也有觀點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該農民收購糧食無非是追求“差價”，只要不違反契約，就應是正常的市場行為，不應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

回應

最高法稱不具有刑事處罰必要性

按照刑法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有下列非法經營行為之一，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一）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的；（二）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的；（三）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非法經營證券、期貨、保險業務的，或者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的；（四）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是在前三項規定明確列舉的三類非法經營行為具體情形的基礎上，規定的一個兜底性條款，在司法實踐中適用該項規定應當特別慎重，相關行為需有法律、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且要具備與前三項規定行為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處罰必要性，嚴格避免將一般的行政違法行為當作刑事犯罪來處理。

近些年，我國糧食連續多年增產增收，全國不少地方，尤其是農業相對發達的省份，存在著大量的糧食經紀人無證從事糧食收購現象，雖然這種行為具有一定行政違法性，但客觀上促進了國家對糧食的收購，減輕了糧農賣糧負累，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市場活力，沒有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社會危害性不大。

就本案而言，王力軍從糧農處收購玉米賣予糧庫，在糧農與糧庫之間起了橋梁紐帶作用，沒有破壞糧食流通的主渠道，沒有嚴重擾亂市場秩序，且不具有與刑法第225條規定的非法經營罪前三項行為相當的社會危害性，不具有刑事處罰的必要性。

■ 解讀

“要重視糧食領域基層法治建設”

最高法直接指令基層法院判決的案件進行再審，遵循的是什么法律程序？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研究院副教授雷小政告訴新京報記者，刑訴法給予了最高法“特殊權限”，對各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決定再審后，可以提審或者指令下級法院再審，“決定再審是最高法作出的，在指令具體哪個法院再審方面，最高法院有其裁量權。但也要考慮程序公正與效率等目標的平衡。”

此外刑訴法第二百四十四條規定，指令再審，應當指令原審人民法院以外的下級人民法院審理；由原審人民法院審理更為適宜的，也可以指令原審人民法院審理。

刑訴法的這一規定意味著，最高法院可以指定原審法院以外的法院審理。

雷小政還表示，司法實踐中最高法直接指令基層法院或者中級法院再審相對較少，但農民收購糧食問題涉及農民多方權益，一般而言，三農問題無小事。最高法指令再審的這一決定符合法律程序，并無問題。一般情況下，法院自身要啟動再審，需要通過立案審查，院長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存在法定錯誤的，才會作出再審決定。

最高法指令再審是否一定會“翻案”？雷小政稱，這并不必然，“但是，最高法啟動再審把關十分嚴格，一般情況下，原審判決可能存在突出問題。案件最終處理需要再審時全面審查后定奪。無論被告人是否無罪，這一案件的指導意義在于，要重視糧食收購領域的基層法治建設，精細執法，不枉不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