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那些基于行政權力和利益的“自留地”拋掉，引導基礎教育回歸素質教育的軌道，師生的注意力自然會轉移到身心成長上來。

日前，網傳浙江2016年被北大清華錄取的349名高考考生中，僅有約10%的考生憑裸分考取，可謂寥寥。這就意味著絕大多數考生是通過自主招生、三位一體等加分項目被錄取的。于是，民眾對高考加分政策及其項目的關注度再次驟然升溫，甚至嗅到一股強烈的“火藥味”，認為加分政策蛻變為一種損害教育公平的手段。

此事給人的第一直觀感受是民眾開始憂慮尖子生僅憑裸分考取名校變得異常困難了。從分數面前人人平等角度看，受高考指揮棒和應試傾向的影響，民眾對高考裸分，有著天然的信服。一方面，高考制度本身的相對完善與公正的設計體系，給民眾留下對裸分的尊崇，以至于任何加分動作都容易在民眾內心產生質疑。另一方面，加分政策本身在執行過程中，不斷助推著師生和家長對加分項目的追捧，也引發社會公眾對加分政策的“集體焦慮”。

對上述現象歸總分析后，筆者認為，高考加分政策理當體現“有理”又“有利”。早在2014年底，教育部、國家民委、公安部、國家體育總局、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等部門聯合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減少和規范高考加分項目和分值的意見》，體現了國家相關部門對高考加分政策“有理”治理的信心和決心。從這一政策變化來看，高考加分有其合理性。民眾對加分的高度關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分數論”的集體意識。而作為一項合理選拔人才的制度，必然需要多元視角來減少加分政策的模糊空間，全面促進素質教育科學實施。當然，這些科學化的運行規則發揮了專家評價的作用，加大了信息公開透明的程度，讓加分政策放到陽光下，也自當被社會公眾所認同。

此外，高考加分也可以表現出非常“有利”的一面。國家陸續推出了“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農村學生單獨招生”“地方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專項計劃”等，對很多貧困地區學生可以采取適當降分或優惠等柔性加分，這與一些世界頂尖大學公開宣稱向女性、少數族裔和貧困家庭子女傾斜的招生政策是一致的。以“有利”為主導的高考加分，還利于理性看待加分政策的初衷與內涵。畢竟人才培養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對于已經實施多年的自主招生政策，顯然簡單拍板決定取消與否，有因噎廢食之嫌，也不符合公共政策治理的時代精神。反倒可以通過數據追蹤方式，記錄并反映這一享受加分政策學生的成長軌跡。基于數據和統計的科學論證和嚴謹研究，形成與政策相關的實證分析，反而可以給出一個詳實而精準的政策導向，加分制度的推行也自然水到渠成。

當然，通過加分政策的研究與審視，還可逐漸推行一套優化升級版的綜合評價、多元錄取體系，打破一考定終身，發揮好這一制度體系對考生激勵和喚醒的內生動力作用。將那些基于行政權力和利益的“自留地”拋掉，引導基礎教育回歸素質教育的軌道，學校的注意力自然會轉移到學生身心成長上來。如此一來，有特長的學生便可以脫穎而出，一些偏才怪才擁有更為適切的棲息之地，這才是跳出加分政策本身而應尋求的長遠目標。（張立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