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生育，要轉向對生育權利和人口發展的服務思維，不能迷戀于紅頭文件的力量和作用，化解社會的生育焦慮，需要實實在在的鼓勵舉措。

9月18日，湖北宜昌市衛計委網站掛出一封《關于實施“全面兩孩”政策致市直機關事業單位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呼吁“年輕的同志要從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宣傳生育兩個子女的好處和一個子女的風險，引導群眾負責任、有計劃地生育第二個子女。

如果對于宜昌的計生歷史有過了解，相信并不會對這封公開信表示驚訝。一方面，即如公開信中所示，目前宜昌呈現超低生育水平，平均每個婦女生育的子女數不足1人；另一方面，宜昌的長陽、五峰兩縣，分別于2003年和2004年就推出了普遍二孩政策的試點，并沒有出現預想中的生育率反彈。2015年，亦有來自宜昌的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宜昌試點全面放開二孩生育。

但是，宜昌公開信，很容易讓人想起1980年代，為鼓勵“一胎化”而發出的公開信。正是有著上述歷史背景，現在發紅頭文件呼吁二孩生育，又讓人生出一種現實的荒誕感。

不難看出，宜昌衛計委以紅頭文件的方式，呼吁和鼓勵生育二孩，是對人口生育現狀的順應與先行試點普遍二孩經驗的回應。但實質效果，恐不容高估。

從不少國家的案例來看，社會生育率的提升并非易事，比限制生育率要難得多。典型如日本出臺了一系列的鼓勵生育措施，卻至今未走出低生育率陷阱。這既與人口發展的自然規律有關，也與社會生育觀念的轉變和生養成本的提升有直接聯系。換言之，要提升社會生育意愿，僅僅呼吁是遠遠不夠的，也不是發紅頭文件就能解決的。

宜昌的人口生育形勢，其實并不具備特殊性，而是可以說，是當前我國低生育率現狀的縮影。不管采納何種統計口徑，我國當前的整體人口生育率，都遠低于正常人口更替所需要的水平。很可能，未來發出類似公開信的，宜昌并非是唯一一個。而隱含在其中的一條主線則應該得到更大范圍和更高層面的回應，即中國的計生政策亟待更鮮明的從限制生育到鼓勵生育的轉變。

而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誠如專家所言，今天社會超低生育率的形成，還并非簡單是生育政策限制的結果。這決定了鼓勵生育，若僅僅只是對計生政策松閘，效果將很有限。推進計生部門的服務轉型，對生育行為進行正名，提升社會福利保障水平，都應有系統性的優化。而鼓勵生育，更不容只局限于“小氣候”和特定群體。因為社會生育觀念和行為的轉變從來就非孤立的，它必須基于整個社會生育權利與福利保障水平的提升。與宜昌發公開信鼓勵生育二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一些地方還尚未認識到低生育率對社會的負面影響，計生服務和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都仍待加強，甚至出現過學校要求教師必須排隊懷孕的現象。

從限制生育到鼓勵生育，不該僅僅是態度的轉變，更應是治理理念的升華。要將控制型的計劃思維，導向對于生育權利和人口發展的服務思維，不能迷戀于紅頭文件的力量和作用，化解社會的生育焦慮，需要實實在在的鼓勵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