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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連山的回聲》

朝鮮戰爭兩次遇見戀人

張勇手和現任妻子張加懋的認識就在成都。有一次，一個大姐跑來告訴張勇手，“人家小姑娘喜歡上你了！還把你寫到了自己的日記里”。張勇手聽到后，就跑去找張加懋，張加懋當時在川西軍區文工團工作，沒想到小姑娘痛快地承認了。張勇手把她的日記要過來看，發現日記本里寫滿了對他的贊美之詞，“她覺得我穿的軍服雖然破，但是很干凈整齊，領子和帽子都洗得干干凈凈，穿起來很漂亮。”

兩人很快約會上了，有一次坐在一輛馬車上約會，張加懋好奇地問他，“火車快還是馬車快啊？”張勇手回答，“當然是火車快啊！”

沒想到，這個對話竟然被邊上的一位馬夫聽到了，很快，這句對話在部隊中流傳開來，領導知道后，禁止他們談戀愛。

不過兩人很快找到了約會的辦法，那時候的男女公共廁所是用磚墻隔起來的，兩人把見面的時間和地點都寫在紙條上，壓在一塊活動的磚下，另一個人再抽空拿走紙條，戀愛轉成了“地下工作”。“紙條寫得很詳細，包括誰先出去，中間隔多久對方再出去，都事先寫清楚了。”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張勇手受命北上，來到河北滄縣，短暫停留后，次年隨部隊來到安東（現在的丹東）。那一年，他才17歲。

在朝鮮戰場，張勇手所在的文工團解散，他變成了給志愿軍運輸物資給養的運輸員，不過當時后勤的運輸工具還非常原始。他們是趕著馬車入朝的。

入朝沒幾天，兩匹騾子和一匹馬就被打傷了。當時需要盡快把給養給部隊送上去，于是，張勇手仗著手里的一把卡賓槍和剛學不久的幾句朝鮮語，竟然走了60來里地，找到當地的一個郡（朝鮮的劃區）的負責人，比劃了半天，“對方竟然全明白了”，最后，他趕著7頭牛和一匹馬回到了運輸隊。

巧合的是，張勇手竟然又一次見到了戀人張加懋，她在戰場上擔任傷員轉運員。殘酷緊張的環境下，他們自然不可能像現在電影中描寫的那樣熱情擁抱，但戀人的心無法遏制彼此的靠近，在兩人一起洗碗的時候，張勇手的手在洗碗池的水下跟張加懋的手握在了一起，這個短暫的握手成為了張勇手老人心中的一次永恒的心靈悸動。

有一次，張勇手得了傷寒，連續幾天昏迷，那時候沒有藥，只能靠個人的抵抗力來挺過，“我很幸運，最后竟然痊愈了！”聊起這場大病，老人興奮地說，生病在朝鮮戰場上也不是沒有好處，“因為每天可以喝到一碗粥。”如果說解放戰爭紅軍靠的是小米加步槍，“那么朝鮮戰爭志愿軍靠的就是炒面加步槍。能喝到粥，那是最高的待遇。”

張勇手病好后，拄著一根棍子，走了好幾天，穿著一件破大衣趕去尋找自己的部隊，結果在爬坡的時候，竟然奇跡般地看到張加懋就站在自己的面前，“她是我在尋找部隊期間遇到的第一個戰友。”

那時的軍大衣都很肥大，張加懋剛好多一件軍大衣，于是給了張勇手，三天后，“換了人樣”的他繼續上路去尋找部隊。

“我是一個幸運兒！”張勇手說，年紀輕輕就參加了解放戰爭和朝鮮戰爭，不但認識了人生伴侶，而且兩人都沒有受過傷，“這不是幸運是什么？”

從朝鮮回國那一天，張勇手和戰友們是坐著悶罐車回來的，“那時候我們是為了避免聯合國五人小組的檢查，在車里坐了幾天幾夜，一直開到了安徽的宿縣才見到光明，”宿縣也是淮海戰役的主戰場之一。

一眼被劉沛然看中

雖然在以前演過《三擔水》和《兄妹開荒》等歌劇，但張勇手說，自己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會成為一名電影演員。

最早是《柳堡的故事》劇組找他試鏡，過了一段時間，在1956年年底，又給他送來一個劇本，叫《最后一個冬天》，也就是后來的《黑山阻擊戰》。

他匆忙坐火車趕到前門火車站，下車后坐著三輪來到八一電影制片廠，最后見到了導演劉沛然，他清晰地記得當時樓道里的光線很暗，他只覺得劉沛然長得黑黑胖胖的，有點像埃及總統納塞爾。劉沛然導演也沒有跟他多聊，看了幾眼就跟他說，回去后準備行李。他很快被借調到了八一廠。那時候，妻子張加懋正準備生孩子，張勇手沒有辦法，只好把妻子送回成都娘家照顧。

《黑山阻擊戰》拍了一年多，他在片中扮演連長王海龍。張勇手事后覺得，拍電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想拍完后應該沒有自己什么事了。沒想到沒過多久，上級通知他回去辦手續，這次正式把他們一家都調到了北京，他被導演嚴寄洲看上，在《英雄虎膽》中扮演參謀耿浩。

“在此之前，我只看過兩部電影，一部是前蘇聯電影《沙漠苦戰計》；另一部就是在安徽看的《梁山伯和祝英臺》。現在我一下子成了電影演員，這是多么的幸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