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監管：

一致性是大前提，支持負責任的創新

○歐美等國對P2P網貸和眾籌、電子貨幣的監管強調一致性原則，防止監管套利，同時也堅持漸進適度的原則，在防風險和鼓勵創新中尋找平衡

○“LendingClub”首席執行官辭職背后，反映出美國在公司治理、行業自律和社會誠信方面的低容忍度，這對各國研究金融科技業的法治與監管、自律與他律具有重要意義

財經周刊：您能否具體談談您的國外監管同行們是如何管理P2P網貸、眾籌和電子貨幣的？

廖岷：總體來說，還是采取了分步推進的動態監管邏輯。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本國內堅持監管一致性原則，防止監管套利，同時秉承漸進適度的監管原則，在防止風險和鼓勵創新中尋找平衡；二是以金融穩定為重要考量的國際監管協作。

在第一個階段里，由于各項金融科技的創新性和成熟度不同，因此目前各國主要考慮并實施的是對于融資類金融科技和電子貨幣的監管，也就是對P2P網貸、眾籌和電子貨幣的監管。在其他金融科技類別中，各國對支付的監管規則已相對成熟，而區塊鏈等技術本身及其影響還處于探索階段。

在美國，按照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性質決定適用的法律及監管機構，P2P網貸被視為證券業務，和眾籌一道納入證券市場的行為監管框架。

歐盟和英國對眾籌和P2P等業務都制定了相應法規，明確相關機構的定義和監管規定，主要根據審慎監管原則進行監管。

相對美國，歐盟和英國更強調對經營主體的微觀審慎監管，比如，英國對P2P網貸和眾籌等都明確了最低資本水平等審慎監管指標要求，并要求投資類眾籌要加入英國金融服務補償計劃，類似商業銀行的金融安全網設計；法國將P2P網貸業務視同銀行業務，適用銀行監管。

在電子貨幣方面，美國對電子貨幣的監管采取寬松的監管模式，奉行“將消費者權益放在第一位”的監管原則，只有在情況緊急時才會采取必要的監管措施，避免過多管制和過早介入。

歐盟和英國則側重對電子貨幣的發行主體進行監管，歐盟發布了《電子貨幣指引》和《支付服務指引》，將電子貨幣發行機構作為支付服務商的一種類型，統一納入支付服務的監管體系，英國也是針對發行機構發布了《電子貨幣發行機構監管規范》。

財經周刊：憑借互聯網技術，金融創新走得越來越遠，但由此帶來的問題、風險也日益增多。國外對于金融科技的監管策略中，有哪些邏輯值得我們學習？

廖岷：盡管各國金融科技監管的形式各異，但一些普遍遵守的原則清晰可見。比如堅持監管一致性原則，防止監管套利，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基本上沿用現有法律框架，只要從事相同的金融業務，就接受同樣的監管，從而既維護了公平競爭，也確保了監管的有效性。

而在秉承漸進適度原則、在防風險和鼓勵創新中尋求平衡這一點上，歐美等發達國家與地區對金融科技的監管思路也值得我們注意，它們都經歷了一個從觀察到行動，并動態調整的過程，比如美國對眾籌的監管、英國對P2P網貸的監管，也都經歷了若干次調整，且近期仍將繼續評估并視情調整。另外，多個國家和地區金融監管者都推出了創新中心或金融科技接洽點，如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新加坡貨幣當局、澳大利亞證券和投資署、香港證監會和香港金管局、日本金融廳等。這些監管機構的具體方式不一，但總體上都是為金融科技業理解當前監管體制、監管者追蹤金融科技發展提供便利。

財經周刊：金融科技市場自律在很多國家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廖岷：自律組織的角色可謂舉足輕重。

比如在英國，該國2014年出臺P2P網貸監管法規之前，P2P金融協會在規范成員的經營方面,就設立了較嚴格的條件，在市場健康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比如在美國，5月9日，“LendingClub”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RenaudLaplanche突然宣布辭職引來輿論大嘩，其辭職原因是該公司將2200萬美元的近優質貸款出售給了一個單一投資者，這違反了公司的一項基本原則，即“在借款人、投資人、監管者、股東和員工間保持最高程度的信任”。雖然2200萬美元的財務影響很小，但違反公司操作以及在調查時沒能完全披露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董事會決定讓CEO辭去其職務。

該事件背后的邏輯，是美國在公司治理、行業自律和社會誠信方面的低容忍度。這件事值得我們深刻反思——“LendingClub”作為曾經的行業標桿，其走過的成功歷程與當前深陷的窘境，對于各國金融科技業的法治與監管、自律與他律，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財經周刊：無論是1.0、2.0還是當前的金融科技3.0時代，消費者一直是金融創新的買單人，他們的權益應該如何保護？國外的經驗是什么？

廖岷：從全球來看，注重消費者保護，信息披露、恰當銷售以及加入存保等金融安全網的制度安排,都是各國重點關注的部分。但在第一個階段里，主要是各國以及國際行業監管組織更多從微觀審慎角度和行為監管角度出發，評估金融科技對本國或本行業的影響，尚未有更高層級的國際組織從全球金融穩定角度審視這一波的金融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