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與古典大學

中有古代書院，西有古典大學。從歷史淵源上來說，如今的現代大學正是從西歐中世紀古典大學演化而來。縱有萬里之隔，但中西古代學人的精神氣質卻是相通的。中國古代書院傳習“六藝”，推崇斯文，以培養君子為己任；西方古典大學則延續“七藝”，追求博雅，以培養紳士為目標。中國人講“斯文”，西方人講“博雅”。雖然說法各異，但內涵一致。以至于可以說，“博雅”可謂是西式“斯文”。

西歐中世紀古典大學，不論是博洛尼亞大學，還是巴黎大學都在培養“職業人”的過程中，始終遵循并傳承古希臘“七藝”概念下的博雅傳統。英國紅衣主教亨利·紐曼在《大學的理想》一書中提到，“通常我們說的‘自由（博雅）知識’、‘自由（博雅）學科’以及‘自由（博雅）教育’是大學和紳士所具有的特質。”在紐曼看來，大學的基本使命就是培養具有理想人格的紳士，即博雅教育。顯然，博雅教育就是紳士教育，博雅知識就是紳士知識。如果將“斯文”譯為英文，gentle一詞或許再合適不過了。一是該英文本身就源于中世紀英語和古法語，有“上流社會”“出身名門”之含義，這與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粗鄙、野蠻的奴隸形成鮮明對比，它是自由人階層和君子階層的代名詞。二是上流社會階層特點的引申義，便指“文雅的”“博學的”“有禮貌的”和“有教養的”等含義。亞里士多德將這類極具紳士品格的人稱之為“大度的人”。慷慨大方、智慧勇敢、寬宏大量、正直自制、彬彬有禮、舉止文雅等，已經成為西歐中世紀古典大學培養紳士的身份標識。

西歐中世紀古典大學本是無根之木，“行會組織”是它的基調。但當它為自己尋找到“博雅”這個強大的根基之后，便獲得了向上增長的條件。可以說，中世紀大學從產生到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就是一部“博雅史”或“斯文史”。沒有“博雅”，中世紀大學就無法延續到今天。它不僅吸收燦爛的阿拉伯文化，而且還將以亞里士多德為主的所有希臘文化納入自己的體系之中，從此中世紀大學賡續了古希臘的“博雅”，它用短短兩百多年（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時間追上了書院文化的起點（書院文化經典以春秋算起，中世紀大學所追隨的古希臘文化也大致在春秋戰國時代）。

從英國紅衣主教亨利·紐曼推崇的“博雅紳士教育”，到1828年《耶魯報告》中倡導的“通識教育思想”；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推行的“名著教育計劃”，到1943年哈佛大學推出的《通識教育紅皮書》，以及今天的“核心課程”，都無不說明“博雅”在大學發展中的價值，而且大學還可以將其延續。恰如哈佛校訓所宣稱的那樣，“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與真理為友”。倘若沒有古老的希臘文化與基督文化作為根基，倘若沒有“博雅”作為西方大學的“文脈”，西方大學的現代意義將不會存在。

現代大學脫胎于西歐中世紀古典大學。當中世紀大學尚在萌芽階段之時，我國古代書院早已存在五百多年，并且各種書院體制、文化、組織十分成熟。然而，那時的西歐中世紀大學只不過是眾多私立學校中的一部分，大學與其他學校比較起來沒有任何優勢。相反，大學的名聲和學問都處于中下級，“在整個中世紀，一部好的，甚至是原創的、品質上乘的科學著作一直都是創作于大學之外的。”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中世紀大學是一個新興組織，沒有任何文化積累，且它是由同鄉會共同結成的聯盟，主要為著共同的利益而團結起來的。但是，在神學占絕對優勢的中世紀里，西歐經過多次戰爭與動蕩，很多學校組織都在歷史中消亡了，唯獨大學組織能頑強地生存下來。古代書院的消失和中世紀大學的普遍發展留給世人一個莊嚴的問題：為何會如此呢？答案只有一個：關乎斯文！如果說西歐中世紀古典大學因得“斯文”而繁榮發展，那么，中國古代書院的消亡則是由于“失斯文”而造成的。近代以來，一批激進改革派將國家落后的根源歸咎于斯文，是斯文束縛了國民思想和行為，因而恨不得將之完全拋棄，錢穆在抨擊此種錯誤時寫道：“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