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華了城市卻冷落了農村

農民進城，帶去了城市繁華，也讓整個中國經濟快步向前。但農民都走了，農村卻蕭條了。

“我給‘三農’設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農民是蛋黃，農業是蛋白，農村是蛋殼。蛋黃應該是有生命力的，但現在的雞蛋，我覺得不太好。”在3月7日上午中共2組的小組討論會上，周國富委員以雞蛋為比喻的開場白，吸引了一些正低頭思索并記錄的委員們的抬頭關注和善意微笑。

“大量年富力強的農民進城了，村里剩下的大都是老人、孩子。這造成了農村‘空心化’和農民老齡化問題嚴重。到農村去看看，新房子都建得很漂亮，卻常年空置著。”操著濃厚浙江諸暨口音的周國富委員，正陳述著他看到的農村人口的窘迫現狀。

城鄉居民收入的顯著差距，曾經一度促使農村人口涌向城市。近年來，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惠農政策，農民收入不斷增加。然而，無論在中西部地區還是東部地區，城鄉收入差距仍然偏大。

“城鄉居民收入的合理差距是1.5：1。目前，我國除了北京、上海這樣的直轄市，其他省區當中差距最小的是浙江，也達到了2.08:1。”同是中共界別的梁保華委員提出改革和推進農業的技術創新，增加務農收入，同時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加大農村金融創新力度，擴寬農民收入渠道。

“農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之地，民俗、民居、方言文化等大都發源于農村，保護并弘揚鄉土文化至關重要。”周國富委員提醒說，發展城鎮化并不是要摒棄農村，教育、公共衛生、醫療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可以覆蓋到農村。“農民進城，并不見得是最好的出路。”

梁保華委員還向全國政協提出了自己的一點希望：“‘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我們全國政協委員很少有生活在村一級的，希望本屆全國政協能將‘三農’列入學習講座、調查研究、參政議政的重點課題中，讓更多委員關注與‘農’有關的問題。”

而民盟界別的王東林委員則認為，城市化運動中，農村精壯人口單向流出和繼之而來的文化流失、小農經濟的終結，是傳統農村“空心化”、“衰敗化”的主要因由，而傳統農民和留守人口不可能承擔起“農村復興”的重任。

大變局帶來大改組，大改組才有大復興。王東林委員指出，“農村復興”需要“文化重構”，其中的關鍵都在于人。“但我們不可能像過去那樣，運用強制手段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而需要我們去破解。”

王東林還提醒，新世紀“農村復興”雖然可以借鑒歷史上的“農村復興運動”和“鄉村建設運動”的經驗，但同時還要吸取教訓。要強調，我們今天“農村復興”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踐行的是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是與“四個全面”戰略部署和“中國夢”高度一致的農村全面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