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起訴、上訴

　　上訪要不來戶口，李鴻玉一家四口從1998年開始去法院起訴。

　　先告永外街道辦事處計生辦，再告永外派出所，然后是崇文區(qū)計生辦，最后是崇文公安分局。先李鴻玉告，又以白秀玲的身份告，再以李雪的名義告。

　　李鴻玉還讓兩個女兒都自學(xué)法律。李雪還小時，由李彬?qū)懺V狀；后來李彬在肯德基打工，又做了一份兼職，忙不過來，李雪便開始自己寫訴狀。

　　結(jié)果通常都是：一審，敗訴；上訴，敗訴；申訴，敗訴。申請抗訴，駁回；申請再審，駁回。

　　16年間，除了訴訟的主體不同，官司的結(jié)果全都一樣。每當接到敗訴的消息，李鴻玉就坐在破舊平房外的院子里抽煙，一聲不吭。兩三塊錢一包的紅梅，他一根一根不間斷地抽，直到把一整包煙抽完。

　　這時候，李雪總會走過去說：“爸，您別抽了，對肺不好。”

　　李鴻玉從嘴里吐出灰白色煙圈的同時不住地咳嗽。支氣管感染的李鴻玉看著女兒，卻不知該說什么。

　　李鴻玉總認為是自己的訴狀沒寫好才輸了官司。這時候，他就會訓(xùn)斥女兒，讓她們好好看書，學(xué)習(xí)法律知識。“至少你得讓他們挑不出毛病來。”

　　李鴻玉每天琢磨著李雪的事兒，有時候睡到半夜突然想起訴狀要寫的內(nèi)容，他就趕緊把李雪叫起來，害怕沒記下來，轉(zhuǎn)眼就會忘了。

　　“人家的日常生活就是接送孩子上學(xué)、放學(xué)，我們家的日常生活就是起訴、上訴、找戶口。”李雪說。

　　官司在一次次敗訴，孩子卻在一天天長大。李鴻玉夫婦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能繼續(xù)上訪。他們跑遍了區(qū)、市、中央的公安部門、計生部門、政府信訪辦、法院、檢察院、婦聯(lián)和殘聯(lián)等十數(shù)個政府機關(guān)、單位和部門。

　　因為不停信訪、打官司，他們一家成了“特別關(guān)照的對象”。“我們都被編了號。我爸是一號，我媽是二號，我姐是三號，我是四號。”李雪翻出一張“控制力量值班表”遞給記者。

　　這張表格顯示，被控制人為李鴻玉和白秀玲，2009年從10月1日到10月7日，在侯莊63號路口和民主北街93號口，每天早上8點到第二天早上8點，各有3名民警值班。

　　“只要家里有人出門，外面就有人拿著對講機喊，一號出去了；三號、四號出去了。”李雪說。

　　2004年，當時的崇文區(qū)計生辦稱，只要李鴻玉在一個月內(nèi)補齊剩下的4950元罰款，李家就可以拿著收據(jù)去派出所上戶口。但是李鴻玉拒絕了。“那孩子這些年的損失，誰來承擔？我們受了這么多罪，不服這口氣。”

　　多年的艱難，讓李家為之付出太多。面對這難得的機會，李鴻玉的決定讓很多人難以理解。

　　“這是一對不負責任的父母造成的。” 時任永外街道辦事處宣傳部長的韓光堃在2011年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稱，當初公安部門確實是難為了他們，但是后來政府確實想幫他們，他卻不接受，“提一些不可能的事”。比如補償孩子沒受教育的賠償、請家教什么的。

　　按理說，李雪可以趕上人口普查“大赦”。因為每一次人口普查，國務(wù)院普查辦都會下發(fā)通知，要求“對其中未申報戶口的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準予登記，不得將登記情況作為行政管理和處罰的依據(jù)”。

　　“國務(wù)院普查辦是這么規(guī)定，但大多數(shù)基層政府不會這樣做，如果這樣做的話，等于計劃生育政策就沒有了，計劃生育這方面還是要求交罰款。”著名人口學(xué)專家、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梁中堂曾公開表示。不少父母怕被“秋后算賬”，依然不敢給孩子進行“戶口登記”。只有福建省于2008年明確規(guī)定了超生嬰兒無條件登記，到2010年5月，該省為歷年累計下來的近50萬“黑戶”人口登記了戶口。

　　北京市執(zhí)行的則是放寬條件的登記。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北京市對經(jīng)濟困難的超生戶進行照顧，可以先交一半的撫養(yǎng)費，剩下的分期繳納。

　　而與政府的對立，又使李雪喪失了這兩次戶口登記“大赦”的機會。

　　2000年的那次人口普查，白秀玲依稀記得，有一個女普查員拿著幾張表到家里，把李雪也登記了。但問到戶口的事，女普查員說了一句“辦戶口找派出所去”，就走了。

　　等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祈盼“普查”的李鴻玉卻沒等來人口普查員。他就自己到居委會填了張表格，但居委會交沒交上去，李鴻玉也不知道。

　　普查沒能為李雪帶來戶口，普查也無法解決“黑戶”這個問題。因為，每一次普查，“大赦”一批超生“黑戶”；普查過后，又有一批超生“黑戶”出生，等著下一次“大赦”。政策在政策之間的沖突中，陷入無解的死循環(huán)。

　　“黑戶問題的根源在于戶籍制度的附加功能，”萬海遠說，只有讓戶籍登記與計生罰款分離，“黑戶”問題才會失去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