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提升污染監控和環境保護成效，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重慶的電子車牌大數據技術為“黃標車”整治提供了有效技術支持，節約能源近萬噸標煤，減少二氧化碳減排4萬余噸，緩解了大氣污染。2006年以來，北京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采用匯總政府公布和志愿者收集數據等方式，制作了5大類13個子類的環境污染海量數據庫，不僅直觀展示各地各流域的環境質量和污染排放數據，還列出近15萬家企業的環境監管記錄，在監控污染狀況、監督企業整改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借助政府部門數據融合，還可更加準確、及時、客觀地評估政府績效、政策成效，監視腐敗濫權、違法違紀行為，優化工作流程、提升行政效能、增強政府公信力。

　　目前，對大數據等現代技術仍然缺乏全面的認識。一項針對我國主要部委信息化部門的調查顯示，近四成的負責同志并未對大數據提升業務能力予以足夠重視，僅有5.6%的部門將數據分析視為業務核心競爭力。當發達國家已率先啟動以大數據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信息戰略的同時，我國部分省市已從政府數據公開、建立制度規范等方面著手，研究地方的大數據發展戰略。但在國家層面，亟待形成統籌把握大數據發展趨勢、推進大數據應用的整體思路和發展規劃。一是摸清底數、凝聚共識，盡快將大數據等現代技術應用上升為國家戰略，同時把數據主權納入國家核心利益范疇。組織法律、行政、科研、產業、社會團體等多方力量，研究大數據等現代技術發展趨勢，評估和應對大數據對經濟、社會、文化、政策法律、國家安全等方面帶來的影響和挑戰。二是確立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切入點，帶動大數據技術進步和產業培育的發展路徑；同時，應特別注重宏觀規劃、整體設計和資源統籌，引導各地因地制宜并量力而行，避免競相跟風大建超算中心、數據中心、產業園，再次陷入一擁而上、大干快上的惡性競爭。

　■■■完善管理大數據技術應用夯實基礎

　　應用大數據技術，數據的可得和易用是前提。目前，我國大多數部委和省級政府部門的核心業務都有數據庫支撐，核心業務數據庫覆蓋率超過80%。盡管政府掌握的公共數據量大、面廣、價值密度高，但由于技術規范不一致、準確性和一致性差、安全責任不明晰、部門利益不協調等原因，制約了政府各部門、各層級間信息資源的交換共享和開發利用，使各部門成為“信息孤島”，無法實現數據價值最大化。一是在國家層面確定數據資源監管機構（例如國家網安辦的下設部門），統籌各類信息化平臺項目規劃，逐步規范數據業務流程。二是按照“一數一源，一源多用，授權使用，分層管理，分級應用”的原則，構建政府數據部署和應用模式，明確不同類別、不同層級政府部門在大數據建設中的定位，建立數據保密、授權和風險分級管理機制，加強敏感數據和數據跨境流動的監管，完善政府大數據應用框架機制。三是出臺大數據技術、協議、標準等規范，統一政府各部門數據編碼、處理、共享、交換標準。四是從數據積累豐富、質量較好、應用需求迫切的部門起步，依托各部門已有的數據庫和電子政務資源，逐步整合數據存儲處理業務，構建完整的、系統的、多層次的公共云平臺體系，匯集各部門數據，打造集中與分布式相結合的政府信息資源服務系統，對內共享交換，對外協同服務。五是建立數據安全保障機制。隨著情報監控、黑客攻擊愈演愈烈，除了建立安全技術防范體系、加強安全監測、管理，特別要加強身份認證與訪問控制系統建設，確保信息使用過程可監控、可溯源；同時要加強數據備份容災中心建設。六是定期對政府數據共享交換、數據質量、部門合作、應用成效以及數據安全等進行評估，納入績效考核。

　　■■■信息共享重視大數據帶來的法律問題

　　目前，許多國家都制定了針對政府信息公開、公民個人隱私和企業商業秘密保護的法律。而我國在信息公開與保護立法層面，則同時面臨厘清相關保護范圍和對象，以及與大數據現代技術接軌的雙重壓力。在法律層面，我國只有針對國家秘密的《國家保密法》，缺少關于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的專門法律；在專門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層面，只有針對政府信息公開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及一些部委的實施辦法，約束力度不足；關于數據所有、采集、存儲和使用權責方面的法律也是空白。

　　在政府治理中合理運用大數據，必須在法律框架下清晰界定使用的邊界。一是厘清公民隱私權和知情權的界限，加快制定涉及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和政府保密數據采集、使用和保護的基礎性法律；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基礎上制定《政府信息數據公開法》，保證政府數據在風險可控原則下最大程度公開，同時明確個人和企業必須公開數據的條件、范圍和保障。二是制定關于數據產權歸屬、轉讓和涵蓋數據采集、存儲、加工、傳遞、檢索、授權應用等環節的法律法規，明確數據擁有者、使用者、管理者、知情者、投資者等各方的責任權利義務，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信息數據法律體系。三是在立法、司法和執法環節中加大對信息數據造假、泄露、竊取和盜版侵權等活動的打擊力度，保障個人、企業和國家數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