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３新規頻出：改革風向標

　　有人說，十八大以來的兩年，每年都是“禁令之年”，給黨員干部隊伍不斷戴上“緊箍咒”。

　　而據本報梳理，兩年來，僅中央層面發布的新規就達到30多條，平均每個月都有新規設立。

　　比如工作方面，有對工作作風的“八項規定”，有包括差旅標準、公務接待在內的工作內容的規定，有清理辦公用房、停建樓堂館所等對工作場所的規定，也有對干部提拔等政治生態的規定。而在生活方面，中央層面的新規則更加“事無巨細”，包括婚喪嫁娶、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等“細節”問題，都囊括在內。

　　“從小事小節上嚴格查處和規范，對黨政干部也是一種愛護。這是在整肅整個官場的作風和紀律。”楊偉東說。

　　除了新規，兩年來，中國政治的另一個顯著變化就是機構變化。統籌全局、跨部門和機構、靈活多變的“小組制”，成為外界關注中國政治的另一個風向標。

　　2013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習近平任組長，李克強、劉云山、張高麗任副組長；此后，從省到市到縣，這一不同層面上領導全面深化改革的機構紛紛成立，成為一個垂直的高配置“改革系統”。

　　與全面深改小組一樣引發關注的，還有同期中央政治局研究決定“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置、2014年2月成立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和3月成立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理由是相同的：這幾個中央層面的新機構，均由習近平親自掛帥。

　　在許多專家看來，這種高層次、具有權威性的機構，其目的就在于破除改革進入深水區后可能遇到的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包括部門利益、地方利益與企業利益等。換句話說，新機構的設立，其針對性是非常強的：傳統機構設置難以解決的、但又確實極為重要的問題，都交由高級別的“領導小組”這一“改革之矛”來予以破除。

　　比如“國安委”這一制度創舉，就是針對當前中國面臨的日益嚴峻的安全威脅所成立，其委員會的成員則涵蓋黨政軍，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安全力量；要在軍隊系統展開反腐和整頓，也需要新的權威機構指揮運行。

　　而這種機構設置鮮明的問題意識和改革指向，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

　　2013年12月，小組成立；1月，小組即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敲定了小組的工作規則、機構設置等問題。到目前為止，不到一年的時間里，該小組召開了六次會議，討論的問題都是關系到改革的全局性、根本性問題：財稅改革、戶籍改革、司法改革、農業改革、科技改革、高考制度改革……從“取消農業與非農業戶口區別”，到選擇上海作為司法改革的試點，從調整國企“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到“政府部門主要負責科技計劃的宏觀管理，不再直接具體管理項目”，每一項關系重大的改革措施，背后都有這一領導改革最高機構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