攪動一池春水

　　規模不大的雙周協商座談會，盤活了整個政協工作，攪動了協商民主這池春水。

　　協商密度大了，委員熱情高了、履職勁頭足了，是所有參與座談會委員的共同感受。

　　王濱委員表示，“坐在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圓桌前，我既輕松又緊張。輕松是因為，大家都不拿稿子，自由發言。但是又很緊張，在會議上要發表的觀點要站得住腳，如果發表的觀點沒有依據，馬上就會有人反駁你。這種氛圍也督促著我加倍盡職盡責地履行職能。”

　　“參加過這樣的會議，就能親身感受到協商民主在我國政治制度中的充分體現。委員們站在國家、民族發展的高度，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根據自己了解的情況作出判斷。這是新一屆政協在推動協商民主建設上的重要成果。”王計委員對自己肩負的責任深感自豪。

　　張震宇委員認為，“這種座談會的形式能夠充分發揮政協委員的優勢，是一種非常有益的探索。會議很早就通知到個人，大家都準備充分，會上對意見進行溝通和研究，短時間內以‘直通車’形式上報，效率非常高。”

　　和委員履職積極性一起被調動起來的還有黨派議政作用的發揮。《全國政協2014年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安排》顯示，八個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分別參與其中。民革中央參與“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批權、檢察權”、民盟中央參與“大學畢業生創業就業環境優化”、民建中央參與“核能和清潔能源發展”、民進中央參與“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水質保護問題”、農工黨中央參與“推進醫養結合型養老護理模式建設”、致公黨中央參與“破解海外華文教育的瓶頸問題”、九三中央參與“利用大數據技術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臺盟中央參與“更好地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全國工商聯參與“大力支持小微企業技術創新”雙周協商座談會……

　　“從前期組織到會議座談，協商民主貫穿全程，保障了民主黨派的有序參與，為黨派更好地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提供了有力支撐。”賴明委員由衷地說。

　　雙周協商座談會還貫通了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使政協四種重要協商形式集中在一個平臺。對此，卞晉平委員深有感觸：比如，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都有相應的主題，可以說是專題協商。每次都邀請相關部門，部委負責同志介紹情況、委員發表意見，面對面地互動交流，可以說是對口協商。再比如以 “維護職工群眾的切身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為題的雙周協商座談會，就是以工會界別為主的協商。“建筑產業化”雙周協商座談會的起源是九三中央的一個提案，提案人和建設部等相關承辦單位的負責同志都來了，也是一種提案辦理協商。

　　與此同時，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成功經驗，給地方政協推進協商民主工作，搭建履職平臺很大啟迪。從去年年底開始，各地也在結合自身的發展特點，召開雙周或雙月協商座談會，繼承并創新這一形式。天津市就是一例。

　　今年初，天津市政協黨組就研究制定了年度協商工作計劃并報市委研究同意，將全年的專題協商常委會議從2次增加到4次，并建立了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明確了全年20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時間、內容和承辦部門，從而初步形成了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的機制和程序。

　　一些地市也積極開展了協商活動，堪稱典型的是北京市海淀區政協。他們已將“雙周協商”這種形式用制度固化了下來。“決定召開雙周協商座談會并非盲目跟風，而是整個海淀區政協領導班子深入分析協商民主發展趨勢、任務和要求，充分聽取委員建議，深思熟慮的結果。”海淀區政協主席彭興業接受采訪時表示，“雙談”給平時缺少履職平臺的委員提供了一個平臺，充分體現協商的“廣”度。

　　目前，全國還有大連、石家莊、青島、株洲等地政協試行了“雙月協商”制度，揚州、酒泉等地則為委員提供了“季度協商”座談的履職平臺。

　　毫無疑問，作為一種協商民主的重要形式，“雙談”已在全國政協系統生根發芽，必將枝繁葉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