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講，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關系，中國與西方有不同的歷史條件、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不同的重點，甚至不完全相同的做法，必須從我國實際出發進行客觀的研究。我們在研究協商民主之始，就已經注意到，在西方，協商民主是在選舉民主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或者說，是在選舉民主在實踐中遇到困難(比如選民參選熱情下降、選舉解決不了公民關心的公共利益問題和對官員道德的制約問題)的背景下，作為選舉民主的補充，由一些專家學者提出來的。但是，中國的情況并非完全如此。

　　首先，在中國，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民主政治的歷史進程來看，是先有協商民主，后有選舉民主。也就是說，中國的協商民主并非作為選舉民主的補充而存在的。1949年，新中國實行的是協商建國的原則，即是通過邀集各民主黨派和各個界別、各個民族的代表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經過充分協商形成“共同綱領”，根據這個共同綱領選舉產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新中國的。當時，政協委員是邀集來的而不是普選產生的；政協委員之間具有不同的階級立場、政黨背景、界別身份、民族歸屬，但又有共同的政治追求和良好的合作關系，以及可以開誠布公地進行對話和協商的基礎；政協委員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協商，在協商中求同存異，形成“共同綱領”這樣的共識；政協委員也對協商的成果進行投票表決，但前提是先進行充分的協商，投票表決只是求同存異的一種形式。

　　其次，在中國，從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后還要保存人民政協的歷史實際來看，讓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并存是為了完善人民民主，實現最廣泛的民主。我們都知道，人民政協最初是作為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而存在的。按照這個道理，在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后，人民政協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中國共產黨最終還是決定在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保留人民政協，其理由就是毛澤東當年說的:“人民代表大會是權力機關，有了人大，并不妨礙我們成立政協進行政治協商。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的領導人物一起來協商新中國的大事非常重要。憲法草案就是經過協商討論使得它更為完備的。人大的代表性當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協仍有存在的必要。”這里講的“人大的代表性當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協仍有存在的必要”，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思想。因為，人大代表是經過普選產生的，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但是選舉民主有一個游戲規則即“少數服從多數”，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少數人的民主權利怎么樣也能夠得到保障的問題。毛澤東就是從這個獨特的角度提出“政協仍有存在的必要”。這樣，就在中國出現了“兩會”即人大和政協這一獨特的民主制度，也就形成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這兩種民主形式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當然，由于在改革開放前我們在經濟上實行的是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并根據這樣的經濟體制建立了黨政不分的一元化的領導制度，致使人大和政協都有名無實，沒有發揮它們應有的民主功能和作用。但是這樣的制度設計是好的，改革開放后我們可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完善它，形成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這兩種民主形式。顯然，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中，這兩種民主實現形式不能說誰是誰的補充，而是各自獨立運行又共同發揮作用的。

　　再次，在中國，從人民代表大會與人民政協的實際運作來看，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在各自獨立運行過程中又相互聯系，在國家決策中發揮各自不同的作用。比如我們現在每年在3月份召開的“兩會”，政協比人大先開兩天，政協委員審議討論政協常委會的工作報告和提案委員會的工作報告，與黨和國家領導人共商國是；人大開幕后政協委員列席人大聽取并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和“兩高”報告；同時，政協委員圍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和本界別要解決的問題，進行大會發言和小組討論、聯組討論，并邀請黨委和政府部門負責人列席會議或參加對話，大家暢所欲言，出謀劃策；會上，政協委員還可以提交自己的提案，反映社情民意；如果有人事問題的議程，還要在會上進行充分討論；最后，通過無記名投票表決或鼓掌通過等形式形成會議的各種決議。

　　任何人只要具體地考察了中國的“兩會”及其開法，就可以發現在聽取并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和“兩高”報告這個環節上，人大與政協之間是密切聯系的，其他各個環節上人大和政協各有各的任務。人大和政協最后都有一個投票表決的環節，在人大那里審議討論是為了表決，形成對全社會每一個公民具有約束力的法律或決議；在政協那里主要是對話討論，表決是為了體現政協委員求同存異的共識，為黨和政府決策建言獻策。因此，中國的選舉民主中有討論和協商環節，協商民主中有投票表決的環節，在有些程序和討論的問題上可以是共同的，兩者之間有相互聯系的一面，但總體來講這樣的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是各自獨立運行的，不能說這兩種民主形式誰是誰的補充，也不能說這兩種民主形式的作用誰大誰小，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都可以在國家決策中發揮自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