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宏波是安徽金寨人，春節前的小年夜，他回到了老家。沒想到，疫情很快就暴發了。本應2月2日開工的日期一再延遲，作為業務員的他在老家待不住，正月十五那天，他回到了深圳。

大街上依然冷清，人們都宅在家里。陳宏波按照社區和公司的規定，也在家嚴格隔離了14天。正式上班的時候，已經是3月份了。

公司有大量的線下門店，消費者要購買家具，線下選購是必不可少的環節。特殊時期，陳宏波的工作狀態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公司組織我們線上辦公，所有人都在家里工作。我是做全國經銷的，主要通過電話跟經銷商溝通，也在網上做一些宣傳和推廣，希望能把生意繼續做起來。”陳宏波告訴記者，作為一家傳統型的家具企業，在這次疫情中，也被倒逼著轉型。門店不能開業，就在網上設立展館。

“我們把深圳紅木家具博物館的展品、工廠、車間幾乎都搬到了線上，做成智慧門店，進行720度的展示。客戶雖然來不了深圳，但在線上也能清楚地看到產品。”陳宏波說。

來深圳打拼的這些年，陳宏波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在他看來，公司的理念給了他家的感覺，十幾年里，他也從倉儲管理員、車間工人一步步成長為業務員，負責全國好幾個省份的市場。他有了自己的小家，有了兩個孩子，還在東莞貸款買了一套房子。盡管辛苦，陳宏波和妻子堅持把孩子帶在身邊，在他看來，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在一起。

受疫情影響，訂單減少，公司效益大幅下降，員工的收入自然也受影響。陳宏波告訴記者，他正月里回深圳之后，家鄉所在的村級組織加強了防控措施，一些想要出門務工的村民，被村干部勸阻。對于平時就在家的村民來說，或許生活質量受的影響比較小。但許多人在城里務工多年，有房貸和車貸，一旦停止工作，生活壓力就非常大。

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聯合立信(重慶)數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展的一項調研顯示，疫情對外出務工群體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影響。引起他們焦慮和恐慌的因素呈多樣化，其中“疫情嚴重、擔心自己或家人被感染”和“家庭收入嚴重影響”提及率較高，占比均超過40%。

農民工群體中超過九成認為疫情對今年上半年家庭收入造成影響。面對疫情的挑戰與生活的壓力，大部分農民工對今年外出務工前景持擔憂心態。

而農民工輸出地大都是中西部疫情低風險地區，疫情暴發后，為避免人口大幅流動和聚集，當地不同程度采取了居家隔離、延長春節假期，有的甚至采取“封鄉、封村”等特別防控措施。這種“過度”的嚴管，也制約了農民工外出返崗。

已經到了5月初，北京某酒店的粵菜掌勺師傅劉波目前仍待在廣東老家。劉波說，餐飲行業受疫情沖擊明顯，他年后一直沒有接到上班的通知，估計得等到6月份開工了。“不開工就沒有經濟來源，但也只能接受現實，就當放個長假，多點時間陪陪家人好了。”劉波說。

“我們復工很早，2月3日就正常上班了。但受疫情影響，進度還是落后了很多。”來自山西某房地產公司的土建工程師王建告訴記者，剛開始主要是做一些年度計劃，與合作單位溝通，真正到工地上現場施工，是在3月9日。

公司制定了嚴格的防護措施，為一線建筑工人采購了防疫物資，并對宿舍進行消毒。在施工方面，也會盡量安排錯峰上班。但由于工人缺乏，工時得不到保證，受疫情影響，相關企業的資金、物資也無法到位。“合作的單位資金到不了，開不出費用，工作人員的干勁也就沒有了。”王建說，年前，樓盤的一些房子已經被賣出去了，離交房時間的倒計時越來越近，眼下的項目進度讓他有些發愁。

而對于更多農民工來說，工地不開工，找工作就更困難。有的農民工剛復工就出門，進城后卻發現找不到合適的崗位，只好再次回到自己家鄉。也有的農民工來到城市后，集體宿舍并不具備隔離條件，需要到指定地點隔離，費用也成了一大負擔。

目前，從中央到地方都已出臺政策，千方百計幫助農民工返崗復工，積極疏通農民工返崗就業通道。從農民工輸入地入手，通過“包車、包機、專列”等有效辦法，實現“出家門上車門，下車門進廠門”全程“保送”。浙江“硬核復工”，率先包高級大巴車、包高鐵、包飛機，占了農民工返城復工的先機，緊接著珠三角“三包”加補助，吸引不少農民工前往。

人社部會同公安部、交通運輸部、衛健委、國鐵集團，僅僅一個多月就對接農民工返城“點對點”包車專列服務560萬人；四川、福建等地組織省內開通邊遠地區農民工專列、專車，阿里巴巴開發“疫情防控精準復工管理平臺”，在全國多個城市得到試用及驗證，在家政服務人員返城復工中也有較多使用。

對于陳宏波、劉波、王建們來說，這場疫情，讓他們深深感受到，有工作的日子多么幸福。而在抗擊疫情和復工復產的過程中，厚待農民工的社會氛圍將更加濃烈，農民工有望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渡過了艱難的日子，生活總會慢慢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