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院）長 王東京

經濟學家研究發現，現實生活中存在大量事與愿違的現象：從局部看人們的某種行為是對的，而加總起來的結果卻是錯的。薩繆爾遜稱此現象為“合成謬誤”。毋庸置疑，“合成謬誤”的確存在。美國學者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劇”便是典型的例子：假設有一牧場，對某個牧民來說，養羊越多賺錢會越多；可當所有牧民都爭著多養羊時，結果卻導致草場退化，最后誰也無法養羊。再比如從單個農場主看，糧食增產可以增收，但若全球糧食都增產，糧食供過于求導致糧價下跌，結果增產反而不增收。

這樣的例子多，舉不勝舉。而我寫這篇文章是要討論兩個問題：第一，應該怎樣看待“合成謬誤”？第二，“合成謬誤”應該怎樣處理才對？我的觀點，“合成謬誤”并非錯誤，而是供求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或者說，“合成謬誤”本身就是經濟規律，規律只能利用、不能改變。

我曾說過，對經濟學的概念不可望文生義。比如“價格歧視”一詞并無貶義，但卻容易讓人想到“不公平對待”；“合成謬誤”也如此，明明是經濟規律，卻讓人以為是某種需要糾正的錯誤。說來也難怪，薩繆爾遜當年提出“合成謬誤”，目的是要證明市場失靈，因為市場失靈，所以需要政府干預。今天的凱恩斯主義者力主國家干預，正是基于“合成謬誤”假設。

可應當追問的是，“合成謬誤”真會導致市場失靈么？我認為不會；相反，“合成謬誤”恰恰證明了市場有效。讀者不要誤會，我這樣講并非否認市場有可能失靈，在國家安全、社會公正、公共服務等領域，市場確實會失靈，但不能說“合成謬誤”也是市場失靈。道理很簡單，若不存在“合成謬誤”，供求規律就無法起作用。

經濟學講得清楚，供求規律有兩層含義：一是供求決定價格；二是價格調節供求。舉個例子：某紡織廠為了追求利潤擴大生產，而若所有紡織廠都擴大生產，產品一旦供過于求，價格會下跌，企業會減少生產；若企業都減少生產，產品慢慢供不應求，價格上升，于是企業會增加生產。顯然，這個過程正是市場(價格機制)引導資源配置的過程，怎能說是市場失靈呢？

據我所知，人們將“合成謬誤”視為市場失靈，理由是產品過剩會造成資源浪費。這種看法其實是一種誤解。不錯，產品長期滯銷壓庫是資源浪費，但卻與“合成謬誤”無關。經濟學說，價格若由市場供求決定，產品供過于求價格會下降，只要價格足夠低，最后市場必能出清。由此推理，如果某個企業產品長期積壓造成了資源浪費，那么一定是未按供求規律定價。

轉談第二個問題吧。“合成謬誤”應該怎樣處理？事實上，“合成謬誤”可分為市場主導與政府主導兩種類型。上面我們提到的“公地悲劇”與紡織品供過于求，顯然是屬于第一種類型。對市場型“合成謬誤”，我認為應交給市場調節，政府只需做三件事：一是界定產權，二是讓企業自負盈虧，三是照顧低收入者。只要做到這三條，其他政府不用管。

設想一下，牧民在草場養羊，假若草場產權有明確界定，你認為會發生“公地悲劇”么？當然不會。再有，紡織品供過于求，若企業是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紡織品會降價么？當然會降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前些年國內有些企業產品大量壓庫卻不降價，甚至成為僵尸企業也不關門，你道為什么？經濟學的解釋，是此類企業并非真正的市場主體，背后有政府財政給補貼。

對政府主導類“合成謬誤”的處理，關鍵是要合理確定政府作用的邊界。前面說過，在國家安全、社會公平、公共服務等領域市場會失靈，政府在以上領域就要主動發揮作用。如某地發生地震災害，食品、服裝、帳篷等會嚴重短缺，若由市場自發調節，價格飆升會危及社會穩定。在此情況下，政府不僅可通過行政調撥增加供應，對價格也可直接管制。

這是一方面。但同時要指出的是，政府調節也可能導致“合成謬誤”。有前車之鑒，20世紀末國內一度出現賣糧難，為避免谷賤傷農，當時就有地方政府出面調結構：有的要求農民將耕地改為水塘養魚；有的則要求農民大面積種蔬菜，結果魚和蔬菜嚴重供過于求，令價格大跌。有農民抱怨說：政府調結構是“你調我調大家調，調來調去賣不掉”。

問題就在這里，既然政府調節也存在“合成謬誤”，我們怎能靠政府去糾正市場“合成謬誤”呢？從邏輯上講，政府主導調結構至少應具備三個前提：政府要能預知未來怎樣的結構是合理結構；政府官員要比企業家更懂市場；行政手段要比市場手段更有效。可現實中這三個前提并不成立，這樣就決定了政府不宜主導調結構。

綜上分析，本文的結論是：市場主導型“合成謬誤”并不是失誤，而是經濟規律。規律不可能改變，即便要照顧窮人，政府也只能利用規律，不能違背規律。以豬肉為例：前段時間豬肉供給短缺，肉價上漲，若肉價過高影響到了民生，政府可補貼低收入者，但不能管控肉價。要記住：價格是市場調節供求的信號，信號扭曲會加劇供求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