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9月25日電（記者 林儀 揭春雁 通訊員 李志潔）自2018年以來，廣州市政協“有事好商量”民生實事協商平臺已圍繞16個民生問題展開協商，至今共有345名委員參與調研協商，市政協各專委會先后組織開展專題調研139次，共提出219條對策措施，這些舉措，讓廣州的協商民主建設進入了“快車道”，增添了“加速度”，讓人民當家作主有了更加實實在在的抓手。

暢通渠道、完善機制，積極建言資政

“堅持以黨委領導為保證、以政府支持為關鍵、以政協統籌為基礎、以委員和群眾參與為根本，并由市委印發‘有事好商量’民生實事協商辦法將其固化為制度，通過聚合多方力量，切實提高協商質量。”市政協秘書長黃潔峰說。

今年4月10日，《廣州市開展“有事好商量”民生實事協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正式通過，并以市委、市政府的名義下發。以政策文件的形式，明確市政協與各政府部門通力協作、打造民生實事協商平臺，這在全國尚屬首次。

“有了《辦法》之后，我們與政府職能部門的溝通更順暢，信息更對等，對協商的效果和落實的效果更好。”2018年首期“有事好商量”由市政協城建委負責組織，市政協城建委主任崔虹也成為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從無從下手到游刃有余，她見證了“有事好商量”的質的飛躍。

“有事好商量”以電視節目的形式，為政府、委員、群眾、專家、媒體提供了一個共商民生實事的平臺，也讓政協委員從幕后建言走到臺前協商。市政協委員、廣東卓信律師事務所高級顧問譚國戩已參加了四期“有事好商量”協商活動，他最大的感受是“一直在進步”。今年以來，“有事好商量”逐漸走出演播廳，走進現場。如第1期“改造交通擁堵節點，提高交通智能化管理水平”，第3期“持續做好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第5期“加強養老服務設施建設，提高養老服務水平”都把錄制現場選在了調研現場。

對于這種變化，政協委員自然是舉手贊成。譚國戩認為，這是“有事好商量”切實為群眾解決民生問題的堅定態度決定的，“有事好商量”是民生工作而不是綜藝表演，只有走出演播廳、走進現場，才能更好地走入群眾，更好地解決民生問題。

今年5月，“有事好商量”協商活動被中組部選為“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改革發展穩定中攻堅克難案例”之一，在全國宣傳推廣。“有事好商量”日益成為廣州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知名”品牌和社會治理現代化改革的創新舉措。

協商為民、凝聚共識，匯聚發展力量

人民政協要發揮好專門協商機構作用，就要踐行“人民政協為人民”的理念，為實現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務。一年多以來，“有事好商量”的協商議題取得顯著的辦理成效。加裝電梯、開門治水、養老配餐……這些保障和改善民生之舉，體現了協商平臺為廣州人民多辦好事實事，助力黨委政府知民情、解民憂、紓民怨、暖民心，給廣州帶來變化，增強了市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最重要的還是深調研。”崔虹和譚國戩都不約而同地強調了調研在“有事好商量”中的重要地位。

據統計，每期“有事好商量”至少都要調研、開座談會五次以上。在錄制前，委員們都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到群眾家中深入調研，并與基層代表開座談會，掌握“第一手”資料，經常回家后，還要寫發言稿、修改臺本。

“雖然很累，也花費了大量時間，但通過我們的努力，能夠在節目中，提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幫助群眾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不正是我們政協委員的職責嗎？”市政協委員、廣州市臺聯會副秘書長蔡武說道。

盡管距離首期“有事好商量”——“老樓房的電梯夢”播出已經過去一年多的時間，但“商量”的余熱猶在，并在不斷發酵。譚國戩至今仍然會不斷收到群眾的電話，咨詢老樓加裝電梯的事宜。

“身為政協委員的我們，何其有幸，能有這樣開拓創新的民主協商平臺，為國為民謀福祉。若國家是一臺嚴謹運轉的機器，我們則是潤滑劑，尋找機器損耗、松落的細微之處，見微知著而又從細微做起，保障國家機器穩固前行。”譚國戩說。

一年多來，民生實事協商平臺始終在協商成果的辦理、督辦、反饋上下功夫，實現協商成果與辦理的無縫對接。政府部門從中找到了解決這些民生難事的抓手和辦法，市民也從中看到了民生問題解決的過程和實效，看法起了變化，從“要我協商”轉為“我要協商”。在征集2019年協商議題時，多個政府部門主動與市政協辦公廳對接，希望把本部門一些長期難以推進的工作納入議題，很多市民也積極咨詢參與協商的途徑。比如，2019年最后一個協商議題——“加強業委會建設，破解物業管理難題”議題就是市住建局主動提議加入的。

廣州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局長、市住房保障辦主任王宏偉參與了2019年第2期“有事好商量”。他說，特別感謝市政協搭建的“有事好商量”平臺。“群眾的呼聲、群眾的需求能第一時間得到響應，政策也能第一時間得到群眾的理解，這是廣州市探索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很好的實踐探索。”

廣州市政協主席劉悅倫說，“有事好商量”民生實事協商平臺既搭建起政協委員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協商渠道，也搭建起政府部門與群眾代表、專家學者與界別群眾以及界別群眾之間的協商渠道，促成了協商主體之間零距離溝通，由“文對文協商”轉變為“面對面協商”，由“階段性協商”轉變為“動態性協商”，讓協商看得見、摸得著、落得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