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 企業為了規避法律，一般都不會要求強制實行“996”，而是美名其曰“彈性工作制”，但是卻通過績效考核制度的設計讓員工不得不加班。

1995年出生的吳希是一名設計師，最近剛換了工作，之前工作就是“996”，月薪8000元，不過要達到全勤績效才能拿到全額工資。

“每天要7點起床，10點鐘到家。睡覺？忙的時候兩點能睡覺就算早的了，累到受不了。”吳希表示，單位安排的工作量考核逼著你“自愿”去加班，加班費就別想了，而且如果完不成工作量，績效工資就沒有了。

干了半年之后，吳希直接裸辭，回貴陽老家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工資只有5k，也就夠生活，但是我很開心。”

“有一個大學舍友工作是數據建模，堅持了一年也辭職了，說再不辭職要死了。我只想說還要命的話就別去‘996’。”吳希感嘆。

全國總工會開展的第八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迫使職工超時加班現象較為普遍，每周工作超過48小時的職工占21.6%，僅有44%的職工表示加班加點按勞動法規定足額拿到了加班費或安排了相當時間倒休。

寧可不婚不育不買房，也不要拼命

——“沒必要拿命換錢”

日前，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公開談到，從社會學看，“996”在日本很失敗，拼命工作拼命賺錢的“過勞日本”和今天的“低欲望日本”密切相關。年輕人看到父輩那么拼命卻老來如此，索性選低欲望，選擇不拼不婚不育。

而這種場景似乎也在中國的年輕人中上演。

“我不要買大房子，不買車，也不要吃美食，不結婚，不生孩子。工作輕松簡單工資低，只是為了簡單的一日三餐。”

這是1994年出生的江蘇小伙王楷的人生宣言。目前在旅行社工作的他，絕對不考慮“996”，“人活著沒必要給自己弄這么累”。

在王楷看來，自己就屬于低欲望人群。“就算你996努力得成狗，你能買得起房嗎？既然996也買不起房，還不如回家養老，單身過好自己的生活，等父母年老后管好就行。”

“現在的婚姻危險系數很高，也不敢保證自己不會生出叛逆的孩子。而且普通家庭生孩子，等他成年了要為自己的家庭打拼，誰為你養老？”

吳希也表示，“父母有工作，我只要養活自己就夠了，所以我覺得沒必要掙什么大錢，自己過得舒服就行，平時自己消費也不高，對于我來說沒必要去用命換錢。”

休息了半年的北漂王珂，目前在找工作，面試中她發現很多單位的工作時間都調整為一天10個小時加單休，接近“996”，但都她明確表示了拒絕。

“讓人按996的模式去上班，還掙那點錢，我寧愿找個單位當前臺去，朝九晚五周末雙休，少掙少花。”

在王珂看來，如果“996模式”成為一種常態，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會降低，也必然會造成大量的低欲望人群。

“再大的物欲，人還是得先活著，加班加到心跳加速、心態崩了的時候，錢扔面前都不想要，只想休息。”王珂說，“真到了這一步，不就把人都逼成低欲望人群了嗎？差別就是，有些人先撈一桶金，再做低欲望人群，有些人干脆直接做個低欲望人群。”

逃離“996”，爭議仍在繼續

“我們為了收入而工作，若說我們因此而變得非常富有，為什么我們的個人生活卻如此貧乏呢？”日本經濟學家森岡孝二的《過勞時代》一書中寫到。

有些人已經用腳投票，選擇逃離“996”。但有關爭議仍在繼續。

支持者不乏互聯網大佬，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最近三次談到“996”，其拋出的“996福氣論”引來不少罵聲。

但面對外界對其“展示資本家的獠牙面目”的評價，馬云堅持“向奮斗者致敬”“你不付出超越別人的努力和時間，怎么能夠實現你想要的成功？”

京東CEO劉強東也拋出“兄弟論”，稱“京東永遠不會強制員工995或者996，但每一個京東人都必須具備拼搏精神”“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反對者如當當網創始人李國慶，“每天不算路途，11小時工作時長，那戀愛，家庭，社交無暇，而這是生活的目的，還是為工作高價值的調節，正是一張一弛啊；優秀的企業是結果導向，效率導向。

“996”讓人“一朝回到解放前”？

耐人尋味的是，“五一”國際勞動節馬上來臨，這個節日正是為爭取8小時工作制而來，此時中國社會卻掀起“996”討論，令人有時光錯亂之感。

回顧中國的工時制度，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一周工作6天，只有星期天才能休息，但這一天反而要做很多事，“戰斗的星期天，疲勞的星期一”是當時的流行說法。

到1994年，國家施行“大小禮拜制”，每隔一周休息兩天。休息兩天那周為“大禮拜”，而只休一天那周為“小禮拜”。“大禮拜”剛實施時，很多職工周六跑去單位上班，卻發現當天休息。

到1995年，“雙休日”出現，中國正式實行5天工作制，即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

雙休日制度實施20多年后的今天，“996”工作制的流行讓人恍惚有種“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