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儲殷、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博士生 程雁婷

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進入轉型升級、改革開放的深水區,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地區與行業出現了增速放緩的情況,一些企業由于多方面原因,出現了經營困難,就業緊張的情況,這造成社會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和老齡化挑戰的模糊認識和錯誤觀點又出現了,對此進行正面回應很有必要。

制造業的競爭力升級決定了中國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在產業鏈低端的國家在最初發展制造業的時候,它可以靠著勞動力便宜,來獲得比較優勢,而當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由于勞動力價格上漲,失去這種比較優勢,從而陷入停滯。

由于中國制造業在早期的“代工、貼牌”時代,勞動力價格優勢十分明顯,而近幾年人工費上漲很快,很多人就想當然認為中國將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種看法的錯誤在于,它忽視了問題的另一面。對于制造業而言,競爭力絕不僅僅來源于勞動力的便宜,技術升級、價值升級、效率升級與產業環境升級,都是一個國家應對勞動力價格上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徑。一方面,中國制造業的技術升級、價值升級已經開始而且速度很快。像中國的高鐵、核電、5G技術的發展,已經不再是依靠勞動力的便宜,而是以核心技術的領先作為主要競爭力。諸如華為、格力、吉利、徐工、三一等企業早已在國際市場打響了名號。中國民營制造業正在由“貼牌時代”進入到“自主品牌”“國際品牌”時代。隨著互聯網國際營銷網絡與商業體系的建立,像阿里這樣領先全球的中國電商,正在成為中國自主品牌國際化的加速器。天貓國際已經將上千個國產小品牌推向了國際市場,讓它們成長為國際化的中國品牌。另一方面,中國人的勤奮與高等教育擴招的結合,也為中國制造提供更有效率的勞動者。如果說在加入WTO初期,中國制造靠的是農民工的便宜,那么現在,中國制造的中堅勞動者正逐漸成為普遍具有高等學歷的大學生。

更重要的是,制造業的競爭力離不開一個國家的大環境尤其是發展模式的支撐。一些非洲國家、亞洲國家雖然人力便宜,但或者文盲率太高,或者國家軟弱無力無法為工業的發展提供必要能源、交通與土地。盡管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經常把勞動力價格、自然資源作為比較優勢的重要方面,但對于后發國家而言,政府的決策力、執行力與發展的意志才是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中國有全世界最多的道路、港口、工業園區,有完整健全的工業體系,這是中國競爭力最根本的保障。毛澤東時代的電站、當今時代的高鐵,都曾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超前的基建,但現在想想,恰恰是這些超前的基建,決定了中國制造的提升空間。最近幾年,中國政府對于數字經濟、5G技術、人工智能的持續大投入,與電站、高鐵其實都是同樣的發展邏輯,那就是為拓展未來的上限而不是為保住眼前的下限而投資。

廣闊疆域決定了中國社會能夠應對老齡化的挑戰

在2010年中國社會迎來老齡化拐點之后,中國社會的確在很多方面與曾經快速增長的日本社會一樣,面臨老齡化的嚴峻挑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老齡化帶來的消費總需求下行。但中國社會與日本社會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日本社會是在城市化晚期迎來的老齡化。這意味著,基建的需求、城市的發展已經基本停滯,因此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消費下降幾乎無法被新的需求所對沖。反觀中國社會,情況大為不同。一方面,中國城市化尚處于中前期,總體城市化率在40%-50%之間。這意味著中國仍存在著巨大的硬需求。以房地產的快速發展為代表的城市化初期,并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城市要變得更綠色、更方便、更智慧、更友好,是城市化發展到中高級階段的必然選擇。坦率來說,除了北上廣深等發達一線城市外,相當多數中國的三線、四線城市還有大量的基礎功能需要補課,更別說曾經在改革初期長期缺乏投資的廣大農村地區。無論是大城市里的社區改造、加裝老人電梯,還是偏遠農村從交通到網絡的五通工程,人口結構不再年輕,但廣闊天地仍然大有作為,中國社會還遠遠沒有到老化的程度。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消費雖然面臨老齡化的減法,但也有很多做加法的空間。且不說,老齡化社會到來對于養老、醫療、文娛等方面快速上漲的需求,僅就年輕人而言,人口結構的下降也并不一定帶來消費的下行。中國的電子商務、新零售的快速發展,讓中國社會由于區域差距、城鄉差距被壓抑的需求快速被釋放出來。市場下沉有農村淘寶,消費升級有盒馬鮮生。基于量的消費模式,有農村市場上量的增長;基于質的消費模式,則有越來越多的進入準一線的城市作為重要支撐。對于中國社會而言,我們和歐洲、日本不同,老齡化帶來的不是一個單純的減法問題,而是一個騰籠換鳥的乘法問題。

目前全球化的波動阻礙不了中國社會的轉型升級

盡管近年來,部分國家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的浪潮興起,全球化也的確受到了一定的挫折,但這種外部環境的變化并不能對中國全球化過程當中決定性的內因產生影響。這個內因是中國在全球化過程當中最核心的獨特性。

盡管中國在全球化的初期,在很大程度上與部分出口導向型國家有類似之處,但也存在根本性的差別。一方面,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工業體系健全的國家,這意味著中國的內需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對沖全球化的波動,也意味著中國在面對“轉型”與“危機”的驚濤駭浪時,有著足夠分量的壓艙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艱苦奮斗打造的骨架,改革開放40年踏踏實實長出來的血肉,這是中國有信心面對挑戰的依靠,也是中國不懼怕訛詐的底氣。

另一方面,隨著內需的不斷擴大,這種巨大的規模優勢,讓中國越來越不同于依附國際市場的出口國家。為什么中國能夠成為最近十年以來,全世界信息技術、數字技術進步最快的國家,為什么像阿里、華為這樣的企業能夠在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中后發先至?除了中國人的勤奮、聰明,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的規模。在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你都無法找到像中國這樣十幾億人使用同一種符號的地方,一旦這種符號體系成為信息社會、數字經濟的基礎,它所釋放出的能量是歐洲這種國家林立、幾十種語言共存的區域所無法相比的。事實上,這也是只有在中國、美國這樣的規模大國,才可能出現數字經濟巨頭阿里、亞馬遜的根本原因。

更重要的是,一旦這種規模效應隨著“一帶一路”擴散而出,中國的內需就會成為世界的需求。在達沃斯上,中國對于全球經濟的帶動作用已經為世界所公認。在今天,中國人對于乳膠枕頭的需求,可以讓泰國農民的年收入翻一倍。一個城市對于某一款網紅產品的需求,可以救活西班牙、智利、馬來西亞的一座工廠。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規模甚至比技術更加重要,因為是規模選擇了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