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導師 方世南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戰略任務。“共建共治共享”這三個“共”字串聯在一起富有深意,突出了在社會治理中各種資源有機整合和同向發力的重大價值。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需要促進黨的建設與社會治理的有機整合和同向發力,黨政領導負責與政社互動的有機整合和同向發力,剛性的法治規約與柔性的文化教育的有機整合和同向發力。

黨的建設與社會治理的有機整合和同向發力

協調好黨的建設與社會治理的辯證關系,推動兩者在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過程中相互促進,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首要任務。黨的建設與社會治理絕不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而是各級黨組織都肩負著的一項使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的融為一體的重要工作。黨的建設從來都不是抽象的和空洞的,而與增強黨組織的凝聚力、向心力、戰斗力以及提高和改善民生水平、促進社會和諧緊密相關。黨的建設包含社會治理,搞好社會治理,離不開黨建,黨的建設是否有成效與社會治理密切相關。在推進社會治理中,黨建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只能創新不能守舊。只有加強黨對社會治理的全面領導,將黨的建設貫穿于和滲透到社會治理全過程,才能從講政治高度推進社會治理,保障社會治理的政治方向,切實提高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中,各級黨組織處于領導核心地位,應充分發揮其在社會治理中的領導核心作用和戰斗堡壘作用,充分發揮廣大黨員在社會治理中的先鋒模范作用,著力培育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著力解決一些基層黨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為此,要全面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和黨的組織路線,從嚴落實管黨治黨的重大政治責任,以抓組織力提升為重點,全面推進基層黨組織的組織體系建設,進一步擴大基層黨建的覆蓋范圍,使基層黨建不僅到縣、鄉鎮、街道以及村屯、社區,還要覆蓋到各社會組織、事業單位以及各類企業,以黨建活動全覆蓋引領基層社會治理向廣度和深度推進。

促進黨的建設與社會治理的有機整合和同向發力,制度設計、制度完善、制度創新是關鍵。要結合社會治理實踐,回應人民群眾的新期盼,應對新時代社會治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進一步完善基層黨組織將黨的建設和社會治理緊密結合與相互融合的體制機制,不斷增強各級黨組織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中的領導力、組織力、動員力、戰斗力,并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提高黨建質量,推動各級黨組織在社會治理中不斷提高依法執政能力,不斷提高構建法治、自治、德治、共治“四治一體”治理體系的能力,不斷提高公信力、凝聚力、吸引力。在黨建工作考核評價機制建設中,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相關內容和指標納入其中,作為檢查考核的一項重要內容,以利于推動黨的建設與社會治理緊密結合和有機融合。

黨政領導負責與政社互動的有機整合和同向發力

協調好黨政領導負責與政社互動的辯證關系,推動兩者在相互分工、各司其職、相互融合中相互促進,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重要內容。十九大報告針對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制度建設,提出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依法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按照十九大報告的基本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基本思路和重要舉措,就是要動員各方面的社會力量行動起來,構建社會治理的共同體,實現在黨的領導下的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即要將傳統的黨政主導、領導、負責以及作為單一行動主體的社會管理模式轉變為在黨的領導和政府負責下的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政社合作互動模式,從傳統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走向基于民主和法治的現代治理,并形成黨委、政府、企業和社區、社會組織多方協同的多元化治理主體,通過構建基層社會治理中多元主體的參與和協商對話機制,將各種社會矛盾及時化解在基層一線,開創黨政與社會多元主體對社會公共事務予以合作治理的善治局面。

為此,在基層社會治理中,要在黨政領導和負責下,有序而積極地發展群眾自治組織,通過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形成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的多層次基層民主協商格局,進一步暢通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依法保障人民群眾對社會治理的話語權、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決策權、管理權和監督權。要在基層社會治理實踐中,推動形成以居委會和村委會為中心,組織起多種社會治理主體共同參與的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社會自治體系,充分發揮其在利益協調、矛盾化解、社會保障、民生訴求、公共事務協商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按照社會治理應當最大程度地社會化的理念,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應積極培育社團、行業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等社會組織,提高其能力素質,使之能夠主動承接部分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推動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充分發揮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反映社情民意、提供咨詢建議、規范群體行為的積極作用。

黨政領導和負責社會治理,對黨政自身提出更高要求。應以法治型黨組織建設和法治政府建設為抓手,用法治規范權力,養成法治思維習慣,提高依法推進社會治理能力,在領導社會治理中能自覺按照憲法、法律和黨規黨紀辦事,尊重憲法、法律和黨規黨紀的權威,在憲法、法律和黨規黨紀范圍內開展活動,依照憲法、法律和黨規黨紀的要求行使權力、履行職責,主動接受包括黨內監督、群眾監督和社會監督在內的各種監督,按照黨風廉政建設的要求,提高黨員干部的民主監督意識和能力水平,營造優良的民主監督環境,采取切實有效的舉措將監督制度化,從而自覺將法治文化作為黨內政治文化和政府行政文化的重要內容,將法治思維和法治原則融入社會治理全過程,用法治文化優化黨內政治生態,推動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法治市場等的建設,切實提高社會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剛性法治規約與柔性文化教育的有機整合和同向發力

協調好剛性的法治規約與柔性的文化教育的辯證關系,形成剛柔并濟、相得益彰的效果,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重要做法。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統一于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偉大實踐。”十九大報告強調,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社會治理主要依靠法治,法治作為規則化、形式化、客觀化的公共理性和具有權威性的制度規范,有助于確保社會治理中的人民主體性,彰顯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中,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我國的法治是人民的法治,推進法治建設和加強社會治理是為了人民、保護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以保障人民包括經濟權益、政治權益、文化權益、社會權益、生態權益在內的整體性權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確保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承擔應盡的義務,人民群眾通過多種形式、多樣渠道廣泛參與社會治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構建和諧的社會秩序,促進共同富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主體地位,也保證了人民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中的主體地位,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區別于資本主義法治的根本所在。社會治理只有依靠法治,才能夠有效協調社會治理體系,保障人們對于社會治理規則體系的遵守執行,也才能夠督促任何組織、機構、單位和個人都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都以憲法和法律為行為準則,都依照憲法和法律維護權利或權力、履行義務或職責。依靠法治加大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打擊深度,加大治安重點地區掛牌整治力度等一系列社會治理創新實踐,有助于形成依法推進社會治理的局面。總之,沒有法治,就達不到行之有效的社會治理。

在推進社會治理中依靠剛性的法治規約是重要和必要的,但法治并不是萬能的,光靠法治并不能順利達到理想的善治目的。因為,再完善再美好的制度都需要與優良的文化相結合,法治的剛性規約只有與德治的柔性教化緊密結合,才能發揮推進社會治理的積極作用。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不管,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不教,提高全社會的文化素質和文明教養,增強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和法治意識,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只有在這種理想狀態下,才能營造高質量的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也才能形成社會治理效能上升和社會治理成本下降的社會治理格局。為此,一方面要通過法治宣傳教育,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內人人自由、法律之上沒有權威的法治文化氛圍;另一方面要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民主法治教育、倫理道德和公序良俗教育,以及對于勞動模范、道德楷模等的宣傳教育,極大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道德水準、文明素養,提高全社會的文明程度,在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的整體建設中,促進社會治理邁上新臺階,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從社會治安打防到社會矛盾化解再到社會治理創新,推動社會治理步入善治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