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現掛職云南省元陽縣人民政府副縣長 曹東勃

■ 從松江的家庭農場制度改革,到金山的農民畫,再到奉賢的“以家訓帶家風,以家風樹村風,以村風揚民風,遵奉先賢,見賢思齊”的精神文明建設……農業、農村、農民是上海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振興是上海“五個中心”和卓越全球城市建設的重要基礎

■ 回溯過往,我們為祖先創造的農耕文化所震撼,為先民的智慧、創新、勤勞和偉大而自豪。汲取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農耕文化的厚重遺產和磅礴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新征程上建功立業,正是慶祝農民豐收節的當下意義

今年9月23日即農歷秋分日,迎來了首個“中國農民豐收節”。這是第一個在國家層面為農民專門設立的節日,有著豐厚的歷史根基、民意基礎和文化底蘊,有利于提升廣大農民的榮譽感、幸福感和獲得感,有利于以節為媒、推動中華優秀傳統農耕文化的現代傳承與創新,也是鄉村振興、文化振興的題中應有之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高度重視“三農”工作的基礎上,根據新時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鄉村振興的新目標,提出了許多更高質量、更深層次的新要求和新舉措。早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特別談道:“我聽說,在云南哈尼稻田所在地,農村會唱《哈尼四季生產調》等古歌、會跳樂作舞的人越來越少。不能名為搞現代化,就把老祖宗的好東西弄丟了!”2018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代表團參加討論時進一步指出,農耕文化、農耕文明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是鄉風文明的根和魂,而鄉風則是維系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紐帶。

那么,具體可以從哪些方面來闡釋和解讀中華優秀傳統農耕文化呢?

開拓進取 自強不息

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我們的祖先從狩獵和采集社會步入農業社會,馴化選育動植物,生產食物以維持生計和繁衍后代。無論是在廣袤肥沃的平原地帶,抑或是在荒涼貧瘠的河谷山溝,先民在感恩大自然慷慨饋贈的同時,也依靠自己的雙手改變著山川大地的面貌。

馬克思曾批評,舊的機械唯物主義只承認人是環境的產物,而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并指出“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這種可敬可嘆、可歌可泣的人類實踐改造活動,也同步塑造著人的精神世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是對農耕時代的中國人立于天地之間開拓進取、生生不息的氣質品格最精練準確的概括。錢穆認為,所謂中國,其實是一個吸納接受的形成過程,政治上的標準是接受以周禮為代表的一套政治秩序,經濟上的標準就是變游牧為農耕。在此基礎上,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價值取向和寶貴精神財富,也是中華優秀傳統農耕文化的內核。

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具有千年歷史傳承的哈尼梯田,位于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內,是第一個以民族名稱命名的世界文化遺產。豐收時節,站在梯田底部仰望最高可達2000多級“階梯”的梯田以及滾滾稻浪的壯闊場景,令人嘆為觀止。這正是一代代哈尼族同胞接續奮斗創造的人間奇景。由此,我們不難體會到康德在《論優美感與崇高感》中所講的那種崇高感、那種震撼和壯美。

道法自然 和諧共生

現代化的介入,產生了改造傳統農業的要求。人類將自身的秩序加諸自然的秩序,開始了對自然的改造、規制和立法。現代商業中,利潤導向和 “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模式進一步被植入農業領域、農業社會,讓原本具有多種功能、提供多樣化產品的農業在價值和功能上趨于單一。由此,現代農業在創造增長奇跡的同時,也產生了生態頑疾。

對于我們的祖先來說,自然界不是一個外在于我們、需要被征服的對象,而是一個需要掌握其原理、懷有敬畏之心并與之和諧相處的系統。道法自然、天地人和諧共生,這正是中國農耕文化的傳統智慧,體現出對農業節令和時序的把握、順應和利用。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哈尼四季生產調》,就是由哈尼族長老在年節時傳唱,以便讓婦孺皆知的一種農事節令歌。

其實,即便是游牧時代,“逐水草而居”也并非涸澤而漁。水草枯榮的自然景觀變化,反映的是自然時序的客觀變化。初民遵循這一自然的指示,調整自身的生活、生產節律,以與生態物候相適應。到了農耕時代,先民逐漸認識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規律,體驗到農事活動必須順應時序、實現人與自然的和合有序,于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這些經由一代代人口耳相傳而最終成為中華優秀傳統農耕文化的經驗和智慧,直到今天仍是農業生產實踐活動的重要指南。前些年,調研上海松江家庭農場制度時,發現這一改革專門要求家庭農場戶遵循“三三制”規則,即一季水稻過后,在第二個種植期內,1/3種小麥或大麥、1/3種紅花草(綠肥)、1/3作為白地(深翻);三個大戶組成一組,每年輪換,恰巧做滿三年的承包期。這套精致的制度設計,把通過休耕以保養地力的傳統智慧與現代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巧妙結合,堪稱精細化管理創新。

同舟共濟 守望相助

一般來說,工業的邏輯是機械的邏輯,農業的邏輯則是生命的邏輯。英文中,農業是agriculture,后綴 culture是文化的意思,而culture的同根詞cultivate又有栽培、耕耘的意思。換言之,農業是自帶文化屬性的、有溫度的,需要用心去呵護與培植。

農業的勞動節奏較之工業更富于彈性,但農業的勞動績效并不能立竿見影,需要耐心等待自然和時間來參與其中并發揮作用。“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有時候只是一種美好的愿望,因為在生產和收獲之間的漫長過程中,往往存在很多不確定性。這就是農業、農村、農民內在地要求協調與合作的原因。分散經營的個體農戶,面對大自然的瞬息萬變,實在太過渺小。由此,先民結成生產和生活的共同體,“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事實上,井田制的瓦解和小農經濟的出現,并沒有改變傳統鄉村熟人社會的性質,也沒有動搖互助協作的內在基礎。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時期就調查發現,山區人民通過“變工”(勞動力之間的互換與協作)等方式形成了豐富多彩的互助合作。之后,他把這一經驗帶到了陜甘寧邊區。

坦率地講,無論是土地改革還是包產到戶,直至當下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培育,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的村社倫理都是中華優秀傳統農耕文化留給后人、始終發揮重要功能的一條寶貴經驗。可以說,它也是新時代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原則和路徑。

孝友耕讀 勤儉傳家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儒家傳統對理想家庭內部關系結構的描述。這一狀態的達成,與農耕文化密不可分。一個重要原因是,古代教育水平較低,對農事活動規律認識的傳承和把握高度依賴于經驗的口耳相傳,離不開長者的智慧和指導。

在此基礎上,孝老愛親、安土重遷、慎終追遠,成為內嵌于傳統農耕文化的道德基因。直至今日,城市人游走四方,心中追尋的依然是故土親人,舌尖上思念的是家的味道。農耕文化的影響遠遠超越農村范圍,深深移植入當代人的生活境遇和文化環境之中,化為揮之不去的鄉愁。

農耕文化絕不是“土得掉渣”,而蘊含著人生的大智慧。陶淵明“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的詩句,曾國藩家族“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的楹聯,都是在追求一種物質上的自食其力與精神上的充實完滿,田園與都市、守耕與漫思相得益彰。

作為超大型城市,上海的農業產值占GDP比重不到0.4%,但鄉村振興依然是一項重要改革探索任務。從松江的家庭農場制度改革、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到金山的農民畫,再到奉賢的“以家訓帶家風,以家風樹村風,以村風揚民風,遵奉先賢,見賢思齊”的精神文明建設,皆領風氣之先,都發揮著示范效應。農業、農村、農民是上海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振興是上海“五個中心”和卓越全球城市建設的重要基礎,農耕文化亦是上海文化的重要源頭。

只有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很多問題才能看得深、把得準。回溯過往,我們為祖先創造的輝煌燦爛、如詩如畫的農耕文化所震撼,為先民的智慧、睿思、創新、勤勞和偉大而自豪。汲取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農耕文化的厚重遺產和磅礴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新征程上建功立業,正是我們慶祝農民豐收節的當下意義。就此而言,它不只是農民的節日,也理應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的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