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到濃時，戀人們不惜一擲千金，然而一旦關系破裂、一拍兩散之時，男女雙方往往會因婚戀期間給付財物的處分產生分歧，甚至引發激烈的矛盾沖突。近日，北京市二中院的調研顯示，涉戀愛婚約財產糾紛涵蓋了從戀愛到結婚的各個階段，在未婚同居及閃婚閃離中更為多發，且汽車、房產等大額財產和旅游、教育培訓等非實物性支出引發的爭議正日益增多。

案例

戀愛時豪贈 分手后起訴要求返還

李先生和孫女士經人介紹后相識，后確定為戀愛關系。2010年10月，雙方因是否結婚、婚俗以及婚后是否要孩子產生矛盾，聯系日益漸少。同年11月，李先生向警方報案稱孫女士存在詐騙行為，雙方戀愛關系徹底結束。公安機關經審查，最終作出不予立案通知。此后，李先生將孫女士告上法庭，要求返還之前贈送的財物。

據李先生說，戀愛期間，孫女士答應做其女朋友，在她的要求下，李先生購買了一枚價值9000元的鉆戒、一對價值6000元的耳飾和一條價值3000元的項鏈作為定情信物。因二人交往是以結婚為目的，他還應孫女士要求，購買了價值1.2萬元的金手鐲送給孫女士的母親。此后，孫女士又以快過生日、婚后需要用車為由，要求李先生給她買了一塊價值2.5萬元的歐米茄手表，并索要20萬元現金。

孫女士認可收到鉆戒、耳飾、項鏈和歐米茄手表及現金20萬元，但主張均系對方自愿贈與，與二人是否結婚沒有關系。擔心其母親不同意二人交往，李先生主動贈給她母親金手鐲，與她本人沒有任何關系。至于20萬元現金，則是李先生知道她要買車，認為二人快要結婚，婚后也需要車，故主動給其購車錢。

法院經審理認為，李某主張其系基于結婚目的，為孫某購置鉆戒、耳飾、項鏈及手表，但自述給付鉆戒、耳飾、項鏈系作為二人確定戀愛關系的定情信物，給付手表系作為孫某的生日禮物，且李某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給付上述物品是以結婚為目的，故李某以結婚期望落空為由，要求孫某返還上述物品對應的價款，缺乏事實依據，法院難以支持。

根據李某當庭陳述及孫某的詢問筆錄，可以認定二人戀愛期間談論過結婚事宜，現雙方均認可李某之所以同意給付孫某20萬元用于購車，是因為李某已考慮到雙方將要結婚，婚后也需要用車，故李某是基于結婚目的將上述款項給付孫某。但由于雙方實際并未結婚，李某期望落空，故孫某應當返還。

金手鐲是李某直接給予孫某母親的，且李某自述是作為第一次見孫某母親的見面禮，故李某以結婚目的落空為由要求孫某返還該飾品對應的價款，缺乏事實依據，不予支持。最終，法院判決孫某返還李某20萬元，駁回李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分析

缺乏明文規定 舉證查證陷入兩難

北京市二中院民六庭副庭長陳廣輝表示，涉戀愛婚約財產糾紛案件中，傳統的現金、首飾仍是主要訴爭財產，90%以上的案件系通過現金的方式給付禮金，金額從1萬元到30萬元不等，95%以上的案件存在給付鉆戒、金銀首飾等情形。與此同時，大額財產、非實物性支出的爭議日益增多，涉及汽車、房產等大額財產糾紛案件也不在少數。同時隨著經濟發展，戀人之間的非實物性花費也日益增多，如旅游、教育培訓等，而且有些數額還比較巨大，一旦產生糾紛，雙方對此往往爭議很大。

戀愛期間，男女雙方經濟往來較為密切，對于給付的財產系因婚約給付的彩禮，還是為增進感情的一般性贈與抑或是一方以其他不正當目的的索要，往往難以明確。同時，由于彩禮的給付人與收受人還可能包括父母或者其他近親屬，父母參與訴訟情況多發。

陳廣輝稱，由于法律對婚約的成立要件缺乏明文規定，法官只能結合當地的風俗習慣來判定。財產給付一般是雙方父母及親友在場，往往不會出具字據等書面證明材料。而在場人往往是一方或者雙方的親友，或者礙于情面不愿意出庭作證，或所作證詞完全偏袒一方，導致案件審理中，財產給付方往往難以證明財產給付的事實或給付目的，在接受方“不認賬”的情況下，造成舉證和法院查證“兩難”困局。

建議

大額經濟來往及時作出明確約定

現實中，戀人變仇人現象并不少見。分析其中的原因，二中院稱，某些風俗注重以大量彩禮、鋪張的典禮儀式作為“締結婚姻”的必要條件，男方家庭往往需要花費大量金錢。一方面，陳規陋俗致使婚約彩禮數額隨著攀比之風逐年抬高，另一方面，青年一代思想自由開放，在感情基礎尚未牢固的情況下就未婚同居、互贈貴重財物，“閃婚閃離”“未婚先孕”等現象加劇。

此外，涉戀愛婚約財產糾紛涉及不當得利、同居關系析產、婚姻無效、婚約財產、贈與等多種法律關系，較為復雜。而目前處理婚戀財產糾紛的法律規定僅有《民法總則》的不當得利、《合同法》中的贈與、《婚姻法》及司法解釋關于婚姻、同居、彩禮等較為簡單的規定，面對復雜的情形，法律及司法解釋內容略顯不足。

二中院建議，應摒棄借婚姻索取財物、高額彩禮等不良習俗，夫妻、戀人之間對于大額經濟來往及時作出明確約定，避免讓物質成為“感情枷鎖”，引發矛盾和糾紛。

同時，建議立法機關完善相關法律規定，從立法上對婚約、彩禮的界定、范圍、主體等作出明確規定，確定法律依據和統一標準，彌補現行法律的不足，一方面為司法機關處理案件提供充分法律依據，另一方面切實保護當事人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