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林毅夫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科學總結中國經濟改革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分析未來需要應對的挑戰,對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

改革開放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這在經濟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先后于1999年和2010年跨入了下中等收入國家和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我國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我國97%以上的出口產品是制造業產品,成為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繼英國、美國、日本、德國之后的世界工廠。2013年,我國進口加出口的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2017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640美元,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978年的1.8%提高到2017年的15%左右。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使我國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我國還是到現在為止沒有出現過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市場國家,而且在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為世界經濟復蘇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短短40年間,我國經濟從很低的水平發展到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進出口額位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即將實現全面小康,7億多人擺脫了貧困。這樣的發展奇跡,在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我國之所以能夠實現快速發展,是因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今天中國興旺發達的大好局面。

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經驗

中國經濟改革并沒有套用任何現成理論,而是從自身實際情況出發,以對經濟社會沖擊較小的漸進轉型方式啟動,以“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維持經濟社會穩定,提高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和資源配置效率,在不斷釋放后發優勢的過程中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并與時俱進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在上世紀80、90年代,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我國這種市場和計劃并存的漸進轉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造成的結果只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差。然而,結果恰恰相反,我國經濟轉型取得巨大成功,不僅成功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且經濟發展成就令世界驚嘆。那么,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為什么能實現持續快速增長,我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經驗是什么?

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理解后發優勢。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有賴于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而這又要求現有技術和產業不斷創新,讓勞動者能夠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和服務;要求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涌現,讓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得以從附加值比較低的產業配置到附加值比較高的產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如果要發展經濟、提高收入水平,都必須使技術不斷進步、產業不斷升級。

發展中國家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可能性,被稱為后發優勢。利用這一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和較小的風險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這是因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處于世界前沿,只有發明新技術、催生新產業,才能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只要下一期生產活動采用的技術比當前這一期好,就是技術進步;只要下一期進入的新產業附加值比當前這一期高,就是產業升級。由于技術先進程度和產業附加值水平有差距,發展中國家可以對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進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可以通過進入附加值比現有水平高且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產業中來進行產業升級。

當然,利用后發優勢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并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能利用后發優勢實現快速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只有13個經濟體利用后發優勢實現了年均7%甚至更高、持續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便是這13個經濟體中表現最為搶眼的一個,也是趕超速度最快的一個。

但是,如果把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后發優勢,那么,為什么在改革開放前我國沒能利用后發優勢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回顧當時的歷史背景。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全國上下致力于實現民富國強。民富國強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基礎。所謂民富,就是希望我國人均收入水平可以達到和發達國家同樣的水平。為此,勞動生產率水平就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產業就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如果要快速趕上發達國家、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就要快速發展起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資本非常密集、規模非常龐大的現代化產業。

然而,這些大產業都是發達國家最先進的產業,技術上有專利保護,又跟國防安全有關,即使我國想支付專利費也買不來,只能依靠自己搞技術發明。并且,那些產業資本非常密集,我國當時又是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家,資本非常短缺,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沒有比較優勢,這類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必須依靠政府保護和補貼才能生存。為了保證重工業發展,需要依靠政府降低資源要素價格來降低重工業投資和生產成本,由政府直接按計劃配置資源來保證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源,采用國有制和對企業微觀經營進行直接干預的方式以保證企業按政府計劃生產。

然而,計劃經濟體制雖然讓我國快速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卻導致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率非常低,在1978年時,我國人均收入水平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收入的1/3都沒有達到。這樣的發展顯然不可持續,既實現不了民富的目標,也實現不了對發達國家的真正趕超。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那以后,我國轉變發展思路,推進市場化改革,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了符合我國國情的發展目標,開始發展那些能利用我國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能創造就業、吸納農村大量富余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了對外出口和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出口和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也是創造利潤、積累資本的過程,這又使我國要素稟賦結構逐漸從勞動力相對豐富變成資本相對豐富,比較優勢從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逐漸變成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也就是說,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成功轉型,才使得我國得以充分利用后發優勢。

既然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快速發展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那么,為什么上世紀80、90年代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轉型,其他社會性質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也都在進行跟中國相似的、由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取得成功的卻寥寥無幾?為什么那些采用被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是最優轉型方式的“休克療法”的國家,卻基本上陷入經濟崩潰、停滯和不斷發生危機的窘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追趕發達國家的思想普遍存在于發展中國家當中。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想在貧窮落后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起資本密集型現代化大產業,其采用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問題也和我國的情形相類似。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拉美和許多非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紛紛擺脫殖民統治,實現了政治獨立,也都追求在貧窮落后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資本密集型現代化大產業,在經濟運行中形成了一系列本質上跟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一樣的市場扭曲和不當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