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北京而言，疏解非首都功能、減量發展是一個基本選項。正如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所說，減量發展不是減少發展，而是通過減重、減負實現創新發展、可持續發展。疏解是減量最直接的手段，而提高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和水平才是減量的目的。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命題。民革北京市委也在深入調研中摸索著答案。

2017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7萬人，比上年末減少2.2萬人，下降0.1%。這是自2000年以來北京常住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

1月19日，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這則消息引起廣泛熱議。

事實上，根據相關統計，“十二五”以來，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速、增量雙雙下降，且下降的幅度越來越大。北京人口發展變動的趨勢，折射出一個不爭的事實：在疏解非首都功能背景下，包括人口控制在內的減量發展，正在加速。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關注和支持首都的健康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15年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近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批復北京城市總體規劃，這些都說明首都的發展是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所以，于北京而言，疏解非首都功能、減量發展是一個基本選項。正如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所說，減量發展不是減少發展，而是通過減重、減負實現創新發展、可持續發展。疏解是減量最直接的手段，而提高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和水平才是減量的目的。

為了達到目的，減什么？怎么減？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命題。民革北京市委也在深入調研中摸索著答案。

記者 齊波 攝

國際一流和諧宜居之都并不遙遠

北京，作為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首都，以其燦爛的歷史聞名于世，也因其患上了一定程度的“大城市病”，給市民生產生活帶來了“不美好”。

從國際上來看，“大城市病”是世界上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進程中的大城市所具有的普遍現象，各國采取的應對措施不一。從全國范圍看，北京的“大城市病”正是我國社會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真實寫照。

區域間發展不平衡導致優質資源被“虹吸”到北京，行業間發展不充分導致部分領域核心要素過多集中于北京。為進一步理清北京減量發展思路，2017年初，民革北京市委成立專題調研組，先后與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市發展改革委、市經信委、昌平區、門頭溝區等研究機構、職能部門和區縣聯系溝通，通過座談交流、實地走訪等多種形式，深入了解當前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實現減量發展過程中取得的成績、面臨的問題，旨在結合實際提出符合北京下一步發展需求的、切實可行的意見建議。

調研中，民革北京市委看到，北京市委市政府堅決貫徹執行中央戰略部署，把疏解非首都功能作為北京城市規劃建設的牛鼻子，推動了疏解整治促提升等一系列重大舉措，取得了可喜成績。比如，制定實施了《關于貫徹《〈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意見》，梳理了2015-2017年工作要點和各年度重點項目，實施全國首個以治理“大城市病”為目標的新增產業禁限目錄，超額完成《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關停退出1200家的任務目標等。

天更藍了，草更綠了，水更清了———這是很多人的共同感受。

新時代要肩負起全面決勝小康社會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的戰略任務，必須正確處理好疏解非首都功能與城市健康發展之間的關系。因此，疏解非首都功能必須與提升“四個中心”的首都功能、落實總規相結合；必須與首都現代經濟體系建設、保持城市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相結合；必須與提升城市品質、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相結合。民革北京市委希望通過減量發展打造的新北京應該是以2300萬常住人口為基數，科學配置資源要素，實現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結構合理穩定的國際一流和諧宜居之都。

制定詳細發展規劃有序推進減量發展

2017年9月29日，《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以下簡稱《總規》）正式出爐。第一章就提出，“北京的一切工作必須堅持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城市戰略定位，有所為、有所不為。”

一分規劃，九分落實。在民革北京市委看來，《總規》明確了北京“四個中心”的戰略定位，但圍繞《總規》的落實還缺少進一步具體規劃。

如何處理好政策配套與政策銜接問題？民革北京市委建議，圍繞首都功能定位盡快出臺首都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實施方案。進一步堅定發展經濟的信心，引導市場要素有序流動。通過“四個中心”建設帶動服務業、文化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特別是依托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充分發揮北京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大數據、超級計算等領域的領先地位，大力推動成果轉化和知識產權保護，在支持創新中獲得發展新動能。

在海淀摸底調研時，民革北京市委選取了海淀區服務業中貢獻最大的金融信息服務業、IT以及互聯網信息服務業、教育及科研信息服務業中的50家產值3億元以上的公司為樣本。通過現場訪談、數據收集、問卷調研等方式，調研組發現，這三大行業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且雇員中近75%是高職專科、高中、初中生。

由此分析，減量，必然涉及到減少勞動力人口及較少地區生產總值規模，這倒逼我們要思考培育新的增長點問題。民革北京市委認為，減量的目的是促進高質量的發展，推進減量發展的路徑一定要有新思維。一方面，要客觀評估并正確處理好疏解對地區生產總值增幅下降的影響問題。另一方面，可以發揮首都科技創新優勢，在疏解中調整中優化勞動力結構，以人工智能技術彌補勞動力不足，細耕優勢產業，提升科技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

促進協同發展確保高質高效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核心和首要任務。然而，從當前來看，京津冀地區作為一個整體，與國內外典型經濟區相比，其一體化水平偏低。特別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大背景下，疏解地與承接地之間的政策缺乏協同、銜接不力。比如有些企業無法遷出、政策銜接有漏洞、疏解成本較高等。

為此，民革北京市委提出，可以圍繞新版《總規》在京津冀整體層面統籌規劃，發揮北京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輻射帶動作用，實現區域科技、勞動力、土地、金融、環境等資源的有效整合，促進區域經濟協同發展，進一步提升京津冀城市群整體發展水平。

疏解，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工程。民革北京市委建議，按照疏解重點區域、疏解功能、疏解項目進行科學分類，細化疏解標準，著重加強大專院校、醫療機構、行政單位等公共服務資源疏解工作的統籌規劃。此外，統一全市各區疏解標準，研究制定分類補償標準，調動疏解對象的積極性，實現對重點區域集中連片疏解的效果。一方面，對調整疏解的企業在土地、稅收、資金補貼等方面，出臺詳細規定，避免不同企業相互攀比；另一方面，對疏解相關人員安置、分流、培訓、異地工作補貼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

非首都功能被疏解后誰來承接？如何避免出現“多區對一市、一企多地爭”的無序競爭局面？調研越深入，民革市委越發現，推進疏解與承接地在對接平臺、產業政策和人才服務等方面協同發展至關重要。

民革北京市委建議，構建統一的功能疏解工作體系，由市級層面整體與周邊省市進行對接，科學遴選一批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接地，重點打造一批疏解功能集中承接地；加強與承接地的產業政策對接協調，明確、落實疏解項目的土地、稅收、環保、資質、監管等方面的配套政策，提高企業跨區域布局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構建人才服務區域協同發展機制，推動完善有利于人才跨區域流動的社保接續、就醫結算、人才互認等公共服務政策，增強承接地的人才吸引力。

民革北京市委進一步提出，作為非首都功能輸出地的北京和非首都功能集中承接地的雄安新區，以及正在建設中的通州城市副中心和正在輸出非首都功能的核心區，要提出一攬子實施方案，在政策設計和實施操作上應該放在一個平臺上統籌謀劃，兼顧各方利益，確保政策有效銜接、精準落地。

群眾的切身利益需要保護

當前非首都功能界定雖然已經有了定論，但從操作層面看，非首都功能與首都功能有時并非完全對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

民革北京市委認為，首都功能需要一定規模和類型的非首都功能的支撐，太強會制約首都功能發揮，太弱也會支撐不住首都功能發揮。所以，要繼續細化非首都功能疏解方案，比如如何科學測算保留哪些、規模多大及與戶籍、就業、醫保、教育、稅收的關系等，都要在嚴格的“雙控”“三條紅線”的約束下，倒逼發展方式轉變，科學謀劃，系統考量，提出外遷疏解、疏導疏解、調整升級等實施方案。

不可否認，北京現有騰退空間碎片化現象嚴重，缺少統一規劃，大量騰退出的土地擱置時間較長，未能有效利用。民革北京市委從調研中了解到，由于關系百姓日常生活的消費網點建設滯后或不足，騰退空間后的市場空白未能及時填補與迅速跟進，導致了百姓生活的不便和缺失，甚至使一般餐飲、蔬菜和副食消費價格普遍上升。

百姓不僅需要綠水藍天，也需要油鹽醬醋、針頭線腦，大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習慣不應該被疏解掉，小區的菜店和早點鋪還是需要及時補位的，這是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在民革北京市委看來，京津冀協調發展作為國家戰略，北京市主動擔當，率先突破，基本保持了只出不進的良好態勢。接下來，還應該下大力氣保證首都市民身邊的生活便利，以提升人民幸福感為目標，以問題為導向，從群眾身邊生活的小事入手，進一步謀劃好生活性服務業的改革發展。

《世界自然資源保護大綱》中說，地球不是我們從祖先那里繼承下來的，而是我們從子孫那里借來的。未來幾十年甚至百年后的北京是什么樣兒？美好，或許正是我們的共同向往與期待。